紫藤总干事: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来源:南方网 特派香港记者 庄树雄

紫藤总干事林依玲是个弱女子,已经从事8年维护“小姐”权益的工作。  本报特派香港记者王子荣摄

紫藤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路上做活动,很多人都会骂。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她们的故事,了解她们的困难处境。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让社会知道性工作也是一个职业,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紫藤总干事林依玲

上月30日,在香港性文化节上,关注性工作者团体紫藤的摊位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打出“姐姐仔也要平等”、“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等口号,引来许多市民的关注。

今年3月份,香港四天内连续发生四起“凤姐”被杀案。上个月,喋血悲剧再现,又有一名“凤姐”倒在血泊中。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调查显示性传播已经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生活状况、艾滋病预防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本报专访了紫藤总干事林依玲,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命运。

香港九龙的太子道,是一个灯红酒绿的所在。繁华喧闹的街道旁,矗立着一栋粉红色旧建筑。建筑本身并不起眼,就连写在入口处的“紫藤”二字也很低调。

为“小姐”奔走呼告的组织

但“紫藤”这个组织,在香港绝不能算低调。从1996年成立以来,紫藤通过调查、发布信息、出书、搞活动等方式,呼吁香港各界关注性工作者权益,已经颇具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的观念。

走进位于一楼的紫藤总部,满眼都是避孕套、避孕药以及各种各样的性道具,此外则是各式各样呼吁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标语,以及形形色色宣传画或者书籍。

12月2日中午,当记者走进这间简陋的办公室,紫藤的成员们正在吃外卖。“我们一共有六名全职成员,大家都是社工出身的。”紫藤总干事林依玲说。

从表面上看,林依玲只是一名弱女子,年龄不会超过30岁。但从大学毕业至今8年的时间里,她在紫藤的工作却是艰难而极富争议性的。

“紫藤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路上做活动,很多人都会骂。”林依玲平静地说,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今年发生凤姐命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她们的故事,了解她们的困难处境。

“她们只是和我们工作不同”

“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让社会知道性工作也是一个职业,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林依玲说,几年来他们所作的努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小姐也是一个人,“跟你跟我一样,只是他们的工作不同而已”。

调查显示,香港人的性观念比内地人还保守。从道德上为性工作者争取名誉的工作,阻力可想而知。而另一方面,今年发生的多起“凤姐”命案,则让紫藤意识到,从法律上保障“凤姐”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为什么今年出现那么多小姐被害的案件?就是很多人认为,伤害小姐是没有后果的。”林依玲说,“凤姐”命案之后,港府在保障本地小姐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进步。现在警方开通了热线,接受“凤姐”求助。而“一楼二凤”、“为小姐配备平安钟”等建议也得到广泛的讨论。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凤姐报警,警察会询问其的家庭情况、身份等,这样还是会打击凤姐报警的积极性。”林依玲说,而从内地到香港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则面临着双重恐惧。一方面她们有打黑工的罪名,另一方面又是在卖淫,这令她们对警方避之不及。

对此,紫藤希望政府能够肯定性行业,至少是“非刑事化”。比如接到内地小姐的报警,来抓犯罪分子的时候不要“顺手牵羊”。另外要加强法律宣传力度,让市民知道伤害小姐也是犯法的。“还有就是平等对待小姐。现在政府打击卖淫的黑工,比打击其他黑工要严厉得多。”林依玲说。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香港的性工作者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有人说是20万,我们也不确定。”林依玲说,2003年被香港政府送回大陆的就有1.6万人。现在她担忧的是,金融海啸之后,小姐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首先是一些工厂倒闭了,或者工资降低了,想要从事性行业的女性也会增加。”紫藤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当某些地方出现特大自然灾害后,外出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也会增多。

现在摆在面前的一个矛盾是,金融海啸导致性工作者收入减少,但性工作者人数却可能上升。对此,林依玲认为,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市民的医疗、社会福利,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改变社会对她们的歧视

在香港性文化节现场,记者曾询问一位介绍“一楼一凤”的工作人员,对于性行业和性工作者的过度宣传,会不会导致更多人去“尝试”找小姐。对此,她坚决地说,这样的说法是在侮辱香港人的智商。“比如你在路上看到某饭店的传单,你就一定会去用餐吗?我们宣传的目的,是为保障凤姐的权益,并且让社会也尊重她们,而不是给她们更多的伤害。”

也有市民指出,社会解决“小姐”的问题,不是要宣传她们的权益,而是要引导她们“转业从良”。对此,林依玲说,紫藤确实也曾为小姐介绍一些工作,比如给老年人按摩,到福利中心服务等。“但有些人认为她们的手很脏。”

林依玲说,紫藤不会用“从良”的措辞,“因为她们本来就是良的。”她肯定有些凤姐有其他谋生技能,但因为社会对她们的成见,导致她们再无出路。所以她认为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要改变社会对于她们的看法。

对话性工作者

35岁的阿红,静悄悄地走进采访室。她身穿黑色毛衣,搭配一条普通的牛仔裤。手上拎着一个黄手袋,脚蹬褐色靴。走在路上,一般人或许会把她当做赴港“腐败”的内地妇女。但香港警察却能一眼看出来,她是一名性工作者。日前,在紫藤的介绍下,阿红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打工赚的钱不够开销”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怎么走上这一行的?

阿红(以下简称红):为了赚钱供小孩读书啊。以前打工赚不了钱。

记:你的小孩多大了?你结过婚吗?

红:小孩今年12岁,在老家湖南读小学六年级。我以前在老家工厂打工,认识一个男的。后来生了个女孩,和男的合不来就散了。没有办结婚证。现在小孩跟我家人住。

记:你读过书吗?什么时候开始打工的?

红(不好意思地笑):我没有念过什么书。从小就在老家工厂打工。20岁左右就认识那个男的。后来就生了小孩了。1997年我自己就来深圳了,在西乡一家工厂上班。

记:后来怎么来香港了呢?

红:在深圳打工工资很低啊,不够孩子读书和家里开销。2004年我在朋友介绍下,来港打黑工,给人修指甲。但在2006年底2007年初,失去了这个工作。后来有老乡介绍这一行,就开始做了。

记:刚开始的情况怎样?你主要在哪些地方做?

红:主要是在九龙区一带。我是拿旅游签注的。一次只能来一个星期。没有固定的地方。我自己向地产公司租房子。一天租金200港元。每次来的时候先交1400元,一个星期租金。

“平时在深圳做清洁工”

记:那你一年来几次?没来香港的日子怎么过的?

红:以前一年能来五次。现在签注政策不一样了,一年只能来三次。我在深圳租了房子的。平时就在深圳那边等签注啊。也给人做清洁工作。不过工资就很低,一个月七八百块,不够过活。

记:平时你是怎么做业务的?有人介绍吗?

红:我们不像香港的小姐可以做广告的,也很少有人介绍。一般都是自己出去拉客。回头客不多。因为我每次只来一个星期,跟顾客很少聊天,主要是语言不通。基本对他们没什么印象。有一次一个老顾客打电话给我,叫我在7—11等他。其实那时我都忘了他的样子了(笑)。

记:客人主要都是哪些人?

红:各个地方的都有。我还是比较挑的。有一个姐妹从不挑,每个星期可以赚到一万。我看到太脏太丑的就不要。以前也接外国人,后来出了杀人案,我就只做中国人生意。

记:你身边的姐妹都是哪里人?平时跟她们接触多吗?

红: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的。平时接触不多,大家很少在一起的。都是一个人住。

“最怕的是香港警察”

记:那你不怕遇到什么危险吗?

红:我今年4月份过来,听说有人被杀的事。我也很怕。所以就不接外国人了。但其实我们最怕的是警察。

记:为什么怕警察呢?

红:他们好精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路上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做那一行的。要把我们带到警署去。

记:你遇到过哪些危险吗?

红:我自己比较小心。人身安全倒是没有问题。不过有一次一个客人叫我去冲凉。我冲完凉出来,发现他偷了我的包跑了。里面还有手机。后来有客人叫我冲凉,我都拒绝的。

记:会不会担心艾滋病什么的?

红:自己会很小心。

“没有想过成家”

记:你现在跟家里联系多吗?自己以后有什么打算?

红:回到深圳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小孩,叫她好好读书。以后我也不知道啊,我不认识字,又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记:有想过成家吗?

红(不好意思地笑):没有。没有认识什么人,也很难找啊。

记:现在类似紫藤等组织,认为应该保障你们的权益,你怎么看?

红:这个说不清楚啊。要是警察不放蛇,不抓我们就好了。但别人的眼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庄树雄(报料人:佚名 报料奖:300元)

紫藤总干事: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上有 3 条评论

  1.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确实应该如此,人人应该平等。她们也是人,是生活所迫,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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