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总干事：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来源：南方网　特派香港记者 庄树雄

紫藤总干事林依玲是个弱女子,已经从事8年维护“小姐”权益的工作。　　本报特派香港记者王子荣摄

紫藤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路上做活动，很多人都会骂。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她们的故事，了解她们的困难处境。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让社会知道性工作也是一个职业，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紫藤总干事林依玲

上月30日，在香港性文化节上，关注性工作者团体紫藤的摊位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打出“姐姐仔也要平等”、“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等口号，引来许多市民的关注。

今年3月份，香港四天内连续发生四起“凤姐”被杀案。上个月，喋血悲剧再现，又有一名“凤姐”倒在血泊中。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调查显示性传播已经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生活状况、艾滋病预防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本报专访了紫藤总干事林依玲，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命运。

香港九龙的太子道，是一个灯红酒绿的所在。繁华喧闹的街道旁，矗立着一栋粉红色旧建筑。建筑本身并不起眼，就连写在入口处的“紫藤”二字也很低调。

为“小姐”奔走呼告的组织

但“紫藤”这个组织，在香港绝不能算低调。从1996年成立以来，紫藤通过调查、发布信息、出书、搞活动等方式，呼吁香港各界关注性工作者权益，已经颇具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的观念。

走进位于一楼的紫藤总部，满眼都是避孕套、避孕药以及各种各样的性道具，此外则是各式各样呼吁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标语，以及形形色色宣传画或者书籍。

12月2日中午，当记者走进这间简陋的办公室，紫藤的成员们正在吃外卖。“我们一共有六名全职成员，大家都是社工出身的。”紫藤总干事林依玲说。

从表面上看，林依玲只是一名弱女子，年龄不会超过30岁。但从大学毕业至今8年的时间里，她在紫藤的工作却是艰难而极富争议性的。

“紫藤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路上做活动，很多人都会骂。”林依玲平静地说，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今年发生凤姐命案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她们的故事，了解她们的困难处境。

“她们只是和我们工作不同”

“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让社会知道性工作也是一个职业，性工作者也应该得到尊重。”林依玲说，几年来他们所作的努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小姐也是一个人，“跟你跟我一样，只是他们的工作不同而已”。

调查显示，香港人的性观念比内地人还保守。从道德上为性工作者争取名誉的工作，阻力可想而知。而另一方面，今年发生的多起“凤姐”命案，则让紫藤意识到，从法律上保障“凤姐”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为什么今年出现那么多小姐被害的案件？就是很多人认为，伤害小姐是没有后果的。”林依玲说，“凤姐”命案之后，港府在保障本地小姐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进步。现在警方开通了热线，接受“凤姐”求助。而“一楼二凤”、“为小姐配备平安钟”等建议也得到广泛的讨论。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凤姐报警，警察会询问其的家庭情况、身份等，这样还是会打击凤姐报警的积极性。”林依玲说，而从内地到香港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则面临着双重恐惧。一方面她们有打黑工的罪名，另一方面又是在卖淫，这令她们对警方避之不及。

对此，紫藤希望政府能够肯定性行业，至少是“非刑事化”。比如接到内地小姐的报警，来抓犯罪分子的时候不要“顺手牵羊”。另外要加强法律宣传力度，让市民知道伤害小姐也是犯法的。“还有就是平等对待小姐。现在政府打击卖淫的黑工，比打击其他黑工要严厉得多。”林依玲说。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香港的性工作者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有人说是20万，我们也不确定。”林依玲说，2003年被香港政府送回大陆的就有1.6万人。现在她担忧的是，金融海啸之后，小姐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首先是一些工厂倒闭了，或者工资降低了，想要从事性行业的女性也会增加。”紫藤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当某些地方出现特大自然灾害后，外出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也会增多。

现在摆在面前的一个矛盾是，金融海啸导致性工作者收入减少，但性工作者人数却可能上升。对此，林依玲认为，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市民的医疗、社会福利，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改变社会对她们的歧视

在香港性文化节现场，记者曾询问一位介绍“一楼一凤”的工作人员，对于性行业和性工作者的过度宣传，会不会导致更多人去“尝试”找小姐。对此，她坚决地说，这样的说法是在侮辱香港人的智商。“比如你在路上看到某饭店的传单，你就一定会去用餐吗？我们宣传的目的，是为保障凤姐的权益，并且让社会也尊重她们，而不是给她们更多的伤害。”

也有市民指出，社会解决“小姐”的问题，不是要宣传她们的权益，而是要引导她们“转业从良”。对此，林依玲说，紫藤确实也曾为小姐介绍一些工作，比如给老年人按摩，到福利中心服务等。“但有些人认为她们的手很脏。”

林依玲说，紫藤不会用“从良”的措辞，“因为她们本来就是良的。”她肯定有些凤姐有其他谋生技能，但因为社会对她们的成见，导致她们再无出路。所以她认为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要改变社会对于她们的看法。

对话性工作者

35岁的阿红，静悄悄地走进采访室。她身穿黑色毛衣，搭配一条普通的牛仔裤。手上拎着一个黄手袋，脚蹬褐色靴。走在路上，一般人或许会把她当做赴港“腐败”的内地妇女。但香港警察却能一眼看出来，她是一名性工作者。日前，在紫藤的介绍下，阿红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打工赚的钱不够开销”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怎么走上这一行的？

阿红（以下简称红）：为了赚钱供小孩读书啊。以前打工赚不了钱。

记：你的小孩多大了？你结过婚吗？

红：小孩今年12岁，在老家湖南读小学六年级。我以前在老家工厂打工，认识一个男的。后来生了个女孩，和男的合不来就散了。没有办结婚证。现在小孩跟我家人住。

记：你读过书吗？什么时候开始打工的？

红（不好意思地笑）：我没有念过什么书。从小就在老家工厂打工。20岁左右就认识那个男的。后来就生了小孩了。1997年我自己就来深圳了，在西乡一家工厂上班。

记：后来怎么来香港了呢？

红：在深圳打工工资很低啊，不够孩子读书和家里开销。2004年我在朋友介绍下，来港打黑工，给人修指甲。但在2006年底2007年初，失去了这个工作。后来有老乡介绍这一行，就开始做了。

记：刚开始的情况怎样？你主要在哪些地方做？

红：主要是在九龙区一带。我是拿旅游签注的。一次只能来一个星期。没有固定的地方。我自己向地产公司租房子。一天租金200港元。每次来的时候先交1400元，一个星期租金。

“平时在深圳做清洁工”

记：那你一年来几次？没来香港的日子怎么过的？

红：以前一年能来五次。现在签注政策不一样了，一年只能来三次。我在深圳租了房子的。平时就在深圳那边等签注啊。也给人做清洁工作。不过工资就很低，一个月七八百块，不够过活。

记：平时你是怎么做业务的？有人介绍吗？

红：我们不像香港的小姐可以做广告的，也很少有人介绍。一般都是自己出去拉客。回头客不多。因为我每次只来一个星期，跟顾客很少聊天，主要是语言不通。基本对他们没什么印象。有一次一个老顾客打电话给我，叫我在7—11等他。其实那时我都忘了他的样子了（笑）。

记：客人主要都是哪些人？

红：各个地方的都有。我还是比较挑的。有一个姐妹从不挑，每个星期可以赚到一万。我看到太脏太丑的就不要。以前也接外国人，后来出了杀人案，我就只做中国人生意。

记：你身边的姐妹都是哪里人？平时跟她们接触多吗？

红：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的。平时接触不多，大家很少在一起的。都是一个人住。

“最怕的是香港警察”

记：那你不怕遇到什么危险吗？

红：我今年4月份过来，听说有人被杀的事。我也很怕。所以就不接外国人了。但其实我们最怕的是警察。

记：为什么怕警察呢？

红：他们好精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路上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做那一行的。要把我们带到警署去。

记：你遇到过哪些危险吗？

红：我自己比较小心。人身安全倒是没有问题。不过有一次一个客人叫我去冲凉。我冲完凉出来，发现他偷了我的包跑了。里面还有手机。后来有客人叫我冲凉，我都拒绝的。

记：会不会担心艾滋病什么的？

红：自己会很小心。

“没有想过成家”

记：你现在跟家里联系多吗？自己以后有什么打算？

红：回到深圳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小孩，叫她好好读书。以后我也不知道啊，我不认识字，又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记：有想过成家吗？

红（不好意思地笑）：没有。没有认识什么人，也很难找啊。

记：现在类似紫藤等组织，认为应该保障你们的权益，你怎么看？

红：这个说不清楚啊。要是警察不放蛇，不抓我们就好了。但别人的眼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庄树雄（报料人：佚名 报料奖：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