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淫为首

艾尼斯——比格岛民（见“快乐的性和罪恶的性”），或者当初开拓美洲的欧洲人的禁欲思想都源于基督教的禁欲教义。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禁欲的观念，在西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性活动只有在婚姻之内，并且直接与生殖有关才是正常的。基督教会竭力提倡男上女下的前入位的性交姿势，因此这种姿势又被称为“传教士式” 。同时，教会还推行一种特别设计给女人上床时穿的内衣，它非常笨重，只在下方适度部位开了一个洞。这样使性交时接触最少，性快乐也降至最低限度，但可以让妻子怀孕。

在中国，“万恶淫为首”这句话本身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而所有的性活动，只要不是在婚姻之内，或者婚姻中性生活过多，就被认为是“淫”。而怎样才算是性生活过多，却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然而，性是罪恶的，这一点却同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不谋而合。

比方说手淫，大多数国家都曾反对手淫。手淫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被认为是罪恶的、反常的、非功能性的和越轨的行为。19世纪时，对手淫及其后果的恐惧感在医学界一度十分强烈，以致那些有手淫习惯的年轻人一旦落入医生手中，就会受到很不体面而且极其残酷的对待。医生们用皮带或特制的器具束缚“病人”，使他们的手碰不到自己的生殖器，还在医学杂志和通俗刊物上把这些器具当作专利设计大登广告。

性压抑的极端案例，是用手术对付少女手淫。为了防止手淫及其假想的后果，一些医生对她们施行了阴蒂割除术。这种极端事例或许是非常罕见的，但它揭示出人们对手淫的恐惧程度，以及为了防止手淫，人们能够走得多远。
直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手淫还是被认为会导致阳萎、早泄及对性交的厌恶感；会引起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及自信心下降等对身心有害的种种后果。

再比方说贞操，贞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对女性来讲，曾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在中国更有所谓，“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贞操的要求之一是童贞，它包含两种因素：首先，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上的价值全凭处女膜是否完整无损。童贞一度是（对有些人现在仍然是）“新货”的标志，它标志着这个女人从来未归属过别人。女人的性被视为一辆新车，一卖出手马上掉价。因此，当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时，处女膜修复术便在各国应运而生。19世纪前半期，这种手术在欧洲大行其道；到了1960年代，它又在日本东山再起；而在1990年代，它又在中国找到了复兴基地。它在各地区的出现，表明了这个地区的女人正处于既要性自由，又不肯失去贞节牌坊的两难境地。因此，它也标志着这个地区的性观念正处于从禁欲到性自由的转折点。

其次，童贞又是一个道德标准。人性的美好与邪恶全都反映在童贞上。假如女人要肩负起保护自身的纯洁，以及抑制男人淫荡的双重责任，那么童贞率就是她们是否完成使命的尺度。于是，女性童贞率成为社会道德健康的尺度。当美国著名性学专家金西在四五十年代宣布，这个比例仅有50%时，美国人感到大难临头。这一比例及其变迁的记录曾经是社会道德考核的中心内容。对于每一次比例升高的数字，人们都会惊叹：现在的人真是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贞操的另一个要求是一夫一妻婚姻中的双方必须以对方为唯一性伙伴。这种贞节禁忌在西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出现了贞节带；在中国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出现了贞节牌坊，以及贞节牌坊背后，女人年轻守寡，以死殉夫等广为传颂与效法的“贞烈行为”。极端的针对婚外性行为（在那个时代被称为“通奸”）的法律规定可以处死通奸男女。

即使到了今天，性的罪恶感还是在东西方社会普遍存在。比如说性交易，在许多国家，性交易几乎是公开、长期存在，却始终是非法的；且不说性交易正是一夫一妻制的孪生兄弟。

再比如说贞操，依据1976年《海蒂性学报告》，美国结婚两年以上的男人72%有过婚外情, 而结婚五年以上的女人70%有过婚外情，但美国人却要求他们的总统是坚守贞操的楷模；经管美国土著人早就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的性”（见“道德优越感”），全世界大多数的夫妻们却处心积虑地要确保自己占有对方的性。

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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