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的思考

来源：互联网

孔融

《父母于子女无恩论》——父母有了孩子是一时情动，谈不上恩情，所以说有了生命，本身是没有恩情的。怀孕期间就像东西装在容器里很自然，生出来瓜熟蒂落，大自然待生的过程，一切都无比地和谐和自然，以致于谈什么恩情就庸俗了。

胡适

胡适先生生完子女以后在日记中写到：我生了子女以后呢，从来不敢自居有什么恩情，虽然给了他（她）生命，养育了他（她），如果孩子高兴，就心安理得，如果孩子活得不开心呢？就很内疚，因为他（她）是我带来的，不是他（她）要来的，如果我不带他（她）来，他（她）不就没有那些不快乐了吗？

或许孔融和王充关于“父母于子无恩论”的文章是中国父母决不希望子女阅读甚至知道的作品。胡适、鲁迅也支持此论调，但他们的相关的文章老师是决不敢推荐的。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课，有读不完的鲁迅，但终究是个被有意肢解了的鲁迅，诸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类的文章自然不会印在教材上。不可否定，无论是孔融和鲁迅都是天才（无论是靠天赋还是勤奋）。正如司汤达所说“天才的特点就是不让自己的思想走上别人铺设的轨道。”他们是用理性精神挑战“权威”的传统，也因此当孔融发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的声音时，曹操终于抓到了这个眼中钉“不孝”的口实，立斩之。俞平伯也无奈地指出“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子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

之所以讨论亲子关系会成为禁区是因为“传统”一词长期以来被人为地扭曲了，使得作为中性词的“传统”被异化成一种权威，而儒家提倡的“孝道”被统治者横加利用，武断解释后更成了“传统之传统”，就好比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一样碰摸不得。于是要开始“颠覆传统”的讨论，似乎必须先为“传统”正名了，正巧科学家们曾作过一个“猴子与传统”的试验。

说是笼子中关了五只猴子，并在笼子上挂一串香蕉，猴子见了香蕉自然高兴，争着去拿，可是只要它们一碰香蕉，笼子上方的一桶水便会倒下把它们淋湿，几次下来，猴子便不敢再碰香蕉。这时，换入一只新猴子，新猴子见了香蕉兴奋地去拿。但另人惊奇的是，不等这只猴子碰到香蕉，其余四只见状会立刻将它栏下并暴打一通。几天后，又换走一只老猴子，新猴子又照例在要碰香蕉的时候被痛打，而打得最凶得正是那只没被水浇过的猴子。就这样，笼中的猴子渐渐地被撤换，同时形成了不准碰香蕉的规矩，至于为什么不能碰却没有猴知道，即便是笼子顶上的水桶早已被拿开，笼中的猴子依然会认为不吃香蕉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个传统就这样形成了，封建时代遗毒至今的礼教传统便是那香蕉。

孔融，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勇于去动那香蕉的人。不过似乎分析“父母于子无恩论”前更该思考一下被推崇到极至的“孝道”。孔儒无疑是这一论调的鼻祖与集大成者，但要将封建礼教的不是一并让孔老夫子担当实在甚是冤枉这位一生不得志的老人。儒家思想的诞生只是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闪耀出的一朵火花，并非不可质疑的权威。而将孔老先生的牌位请进宗庙的却是专制体制下的帝王（当然，坑杀孔门弟子的也是他们），他们所独尊的是儒“术”，仅仅将孔子的思想当作一种统治的工具，而失去了争鸣的思想本身也不再具有活力，加之统治者根据需要而大家扭曲异化，儒家思想便由“道”而深深地陷入了“术”的围域。

历朝历代所推行的“孝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的生产模式和政治体制。政治上，封建的统治是一种宗族世袭的模式，权力的斗争往往可以演化为家族之间的世代恩仇，因此必须有一种强化家族内部凝聚力的机制。经济上，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征税主体正是家庭，也切实需要将家庭作为整体固定在土地上，同时，社会管理也往往将家族作为主体，以减轻管理的成本，株连九族的连坐制度正是希望通过家族内部的管理来强化统治并减少管理成本。然而，要使得上述的模式与机制能顺利运行，使得家族真正以一个整体出现就必须有某种促使家族内部走向一体化的催化剂，而“孝顺”正是合适的催化剂，历朝帝王对此屡试不爽，作为治国的方针强行灌输。所谓孝顺是对宗族中高等级的人的绝对顺从，但我们强调必须要顺从的理由却是亲族间的血缘关系，即因为我生了你，养了你，所以你必须孝顺我。然而这种逻辑本身，基于的只是人类的动物性，就好比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会极力地保护自己的幼仔并养育他们，这只是动物的本性，而我们较之那些豺狼猛兽高明的地方就是学会了用这种本性来换取子孙终身的绝对服从。

对家庭而言，长辈由于子女的孝顺得到的不仅是决策权力的垄断，更是晚年生活的收益，所谓养儿防老即是如此。在“不孝”将面临巨大的代价的前提下，子女的理性选择就只有对父母的供养，也因此，中国家庭有着内在的多生育的激励，因为在“孝”的制度下，父母的成本与收益是不相称的，多生育，意味着将来有更优裕的生活，同时，收益也就越大。

对于国家而言，成本与收益也不相称。利用垄断的国家机器强力推行孝道的成本极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形成“新猴子不吃香蕉”的传统，也就是说边际成本迅速下降，持续鼓吹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推行孝道对国家的收益是空前的。一方面，由于子女必须尽“孝”道养老，国家并不对个人提供系统的社会保障，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将对父母的孝推演为对君主的更为高级的孝，也就是所谓的“忠”，帝王在理论上将自己强制定义为当之无愧的“国父”而皇后则是母仪天下，臣民都是臣子，应该毫无条件地服从，也因此终于发展到了赐你毒酒一杯却仍要跪谢主隆恩的畸形地步。

可见，这种畸态的孝道之所以能长久地延续千年，从社会学地角度看是人们在传统面前的愚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多方博弈的均衡。君王和家长能从这种孝道中获得利益，因而极为推崇，而子女因为违反这一传统成本太高而选择遵守。

并且，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忠孝理论本身有着很强的功利性。付出养育之恩是为了养儿防老，而统治者也并非总是实践孝道的模范，相反，他们践踏这一传统的残暴也要高人一等。宫廷斗争，弑亲灭兄，在利益面前蹂躏自己制定的治国之纲并不使人觉得困惑，因为他们推行“孝”的目的有着很强的功利性。

当然，一旦一个传统形成，往往就不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就好像猴子们并不因为笼子上的水桶已被拿开而开始吃香蕉。“我养了你，你就要听我的”之类的话至今似乎仍有不小的市场，其实稍有思维能力的人便知此话并经不起推敲。“为什么把我生育出来便必须对你顺从？”于是家长会说“我给了你生命并把你拉扯大，难道你不该感激我？”可万一孩子并不想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上感受人间的疾苦，处处遭受小人的暗算还要疲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呢？或者按照家长的逻辑，至少在被拉扯大的过程过的是一种优越幸福的生活那才算有了感激的基础吧？于是家长又会说“难道我们给你的生活还不好！”如此这就奇怪了，好不好到底谁说了算？显然并不该父母来作主，就好比饭有没有吃饱应该是吃饭的人说了算而不是少反的厨子或端菜的堂倌们说了算的。

错误的理论按着自身错误的逻辑推演下去总会让人失望到万念俱灰，其实，封建帝王所推崇的忠孝之术错误之处正是在于将养育这一动物的本能行为作为理论推演的起点和根本（这也许和当时人们受制于封建等级观念不无联系），而这种逻辑很大程度是对孔子的思想的有意的曲解，孔子强调得更多的是仁爱，而不是因为父母的生育行为使得子女对的孝顺成为天经地义。而持“父母于子无恩论”中最著名的正是孔子的嫡亲世孙孔融，他是理解仁爱的儒家大道的，否则便不会有三岁让梨的佳话了。其实，从孔融到鲁迅，他们所持的无恩论，只是强调生育行为本身谈不上恩，养育不应该与孝顺等价地联系起来，但同时，他们都不否认慈与爱，认为这种无私的情感才是维系亲子关系的纽带。应该说，人类较之其它动物很大的区别的之一就在于其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和丰富的感性，而爱可以说是最为纯洁的情感，家庭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建立在这种爱的基础上。首先，这种爱是无私的，并不像为了“防老”而施以“养育”这般功利，也不像为了规避谴责而行“孝顺”之道这样机械。其次，爱的内涵远比养、育、孝、顺来得丰富，她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交流方式。最后，爱还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因而她使我们的行为超越动物性而具有社会性。其实，爱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反倒是那功利主义的忠孝之道压制了这崇高的情感，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畸形的传统。

亲子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爱字，但为了摆脱“传统”的羁绊竟花了如此大的篇幅。封建统治早已结束，社会契约的发展已衍生出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可以说，放在笼子上的水桶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何时才能吃到香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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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

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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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或许是因为父母都是北大毕业的缘故，自小接受各类“进步思想”熏陶，所以一直不认同“父母对儿女有恩”这种说法。儿时看的书少，但也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自愿的，而是做父母的一时冲动或者是某种期望，所以反而是我对他们有恩。婴儿降临于这个世界，神马都不能自理，为父母者完全可以选择抛弃，但将其抚养成人乃他们应尽之义务与责任。子不孝，父之过；子不成器，父之过；子无德，母之过；子阴邪，母之过。一个人若为恶，那要怪其父母没有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总之，父母于子女无恩，将子女养育成人是他们应当做的，否则就别生。自己埋下的种子，自己疏于照料，它长得不好，你还怪它自己不努力，这是你无德。

另外可见五四时期是一种怎样的积极进步的年代。

另外鲁迅议食欲性欲的那段有很明显的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从生物学上说食欲性欲是生物两大基本欲望，能正视这点就能正视并理解很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