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毛泽东是怎样对他的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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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多了。贺子珍怀了孩子，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乡家里。……刘群先（博古爱人）说得俏皮：“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这句笑话，说得很实在。──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开始。从后来的历史看，的确如贺子珍的外孙女所说：“长征，改变了外婆的命运”。因爲中共的战略转移，“井冈山人”的地位下降，毛也不再需要这颗“地灵星”，于是，凝聚于贺氏一身的多重价值消失了。她萎缩爲依赖毛泽东个人地位沉浮的一名普通士兵、一个卫生员，以毛的个人需要爲转移的“性工具”。

许多与贺子珍同样经历了长征苦难的女人，并没有经受如贺子珍一样的痛苦。当然，这些幸运的女人大都没有在长征中生育或者受伤。而贺子珍恰恰占全了这两样。

关于贺子珍在长征中的那次生産，相关的记述是血腥而凄惨的：

“産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竈。……主人已经不在。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

……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七手八脚地爲她准备生孩子的东西，当时什麽东西也没有，只有警卫员吴吉清背着一个脸盆，是一物多用的宝贝，洗脸、洗脚、打饭、装菜、遮雨，轮番使用它。脸盆现在摊上了第六种用处。贺子珍十一点锺左右生下了孩子。第二天早上，用这个脸盆去打饭时，盆沿上还有血斑哩。没有现成的小孩衣服，就用旧的洗脸手巾把婴儿包起来……

贺子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擡出来上路了。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既没有给孩子取个名字，也没有留下任何将来辨认之物，贺子珍只掏出四个光洋，就把孩子交给了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当地老百姓爲躲“兵灾”，已经走得是十室十空，钱希均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瞎老婆婆，勉强把孩子送了出去……

关于贺子珍在长征中负伤的情况，有关记述说：

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修养连遭到敌机袭击，爲了掩护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一位师政委，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十四处受伤，生命垂危。

当时毛泽东正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果断的决定：“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擡着走。”同时把自己的担架调去，帮助擡贺子珍。

关于贺子珍是否爲掩护他人而受伤？多数当时在场的老人说，并没有看到这个细节。后来的采访者（郭晨、裘之倬《访问贺子珍》）是从毛的警卫员吴吉清那里听说的。张国焘的回忆证明，毛贺二人的这种“感情”体现与“人道”关怀，也是在官兵极不平等的条件下，以别人的生命爲代价实现的。他说道：擡担架的士兵瘦骨如柴，一批批地倒毙于道旁。以至于士兵的人数与这些中央直属队的人数日趋接近。斯诺的记载提供了同样的旁证：

“……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受伤以后，先叫人擡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

据说，后来，当毛泽东听说贺子珍要离他而去时，曾有过一番表白，它也常常被研究者用来说明，毛是爱贺子珍的。毛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流过泪：一是我受不了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却舍不得丢掉。三是在贵州，我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中国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新着《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日前由香港共和有限公司出版。（陈小雅提供）

的确，毛不是一个对人、对物没有感情的人，尤其是对于用熟了的人，用熟了的物，但这种感情是以他个人爲中心的，而不是一种人类的平等的同情心。道理很简单，如果毛爱贺如同爱自己，或者哪怕是把她作爲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情感、独立需要和特殊痛苦的人对待，他一定会爲贺的一颦一笑所牵动；他不仅不会在身受十四处创伤、身怀十一处弹片的贺子珍身上任意倾泻他的性欲，更不至于和一个“月婆子”去争一只鸡该炒着吃还是□着吃！……

看看贺子珍对自己受伤后遗留痛苦的描述，我们就知道毛对她的“爱”：

……在长征路上生了那个女孩以后，由于産后缺乏营养和调理，她落下了头晕的病根。负伤以后，大量失血，又使头晕的病状加重了。另外，嵌在她头部、背部的弹片，时刻都在刺痛着她的神经。特别是阴天下雨，就痛得更厉害。……有一天，在课间休息时上厕所去，战友们久久不见她出来，跑进去一看，原来她晕倒在厕所里的。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能令贺子珍怀孕！而且是令她生育两次，流産一次。也许，只有这，才是他对贺的感情的落脚处。因爲“她爲他工作就是爲党工作”，她是他的一件离不开的“工具”，如同一匹“母马”对于“种马”。他爱这件“工具”、爱这匹“母马”，只是爱它的用途。他爱她只是他爱自己的一种折射。可怜可悲的贺子珍，被抛弃多年以后，竟一直执迷不悟，饮鸩止渴──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句话：“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以这类回忆滋养着自己、折磨着自己、也毒害着自己……

人能受虐、自残如此，天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