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夫制和共妻制

摘录自:《中国古代性文化》作者:刘达临

人类的两性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群婚与杂交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即从群婚制向专偶制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在漫长的岁月里性禁忌的不断产生,性交对象一步步地受到限制,性交范围一步步地缩小而发展的。在从群婚制向专偶制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中间环节,就是伙婚制,共夫制和共妻制就是伙婚制的主要类型,在婚姻史和性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伙婚制是由于19世纪美国的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而闻名的,原译“普那鲁亚”。摩尔根指出:“伙婚制家族,这是由若干嫡亲和旁系的姊妹具体地同彼此的丈夫婚配而建立的;……都是一群男子伙同与一群女子配偶。”所谓伙婚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一伙女子与一伙男子互为夫妻,当然这个“伙”不是太多的人。这种形式的具体表现是以若干姊妹为核心,她们共同娶进丈夫,这些共同的丈夫可以是兄弟关系,也可以不是兄弟关系,他们互称“普那鲁亚”,意思是“亲密的伙伴”;也可以以若干兄弟为核心,他们共同娶进妻子,这些共同的妻子可以是姊妹关系,也可以不是姊妹关系,她们也互称“普那鲁亚”。以后,这种形式又逐渐缩小,演变成一起多夫制或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的古籍中,对汉民族的共夫制和共妻制记载甚少,因为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舜娶娥皇、女英,这是娶二妻的典型例子;至于后代的帝王将相妻妾成群,实际上是实行一夫多妻制,但表面上要将妻、妾分开,认为是“一妻多妾”。但是记载少数民族这方面的情况,却有不少:

例如,记载一起多夫的有:

《周书·异域传》:“嚈哒国,……在于阗之西。……兄弟共娶一起,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各加帽角焉。”《隋书·西域传》:“挹怛国,……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名蔑,……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起,妇总发为角,辨夫之多少。”女子有八个丈夫,还要通过帽角与发式表现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

此外,例如《淮南子·汜道训》上也记载:“昔苍吾绕娶妻而美让其兄,…… 孟卯妻其妻,有五子焉。”

古籍中记载一夫多妻的有:

蔡邕《独断》:“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钱古训《百夷传》: “酋长妻数十,妾数百。”《元史类编》卷四十二《大理》:“百夷头目有妻可盈百,妾可数百,民间亦有数十妻妾者。”《明史·云南土司传·八百》:“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

从文献记载上看,在古代不少民族中流行过转房制,这也是形成一夫多妻的一个原因。所谓转房制,指如果丈夫早逝,妻子不能外嫁,而必须转嫁给死者的兄弟、堂兄弟甚至死者的父子辈,这一来,后者的妻子可能就多了。如《史记·匈奴传》: “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后汉书·东夷列传》:“兄死妻嫂。”《后汉书· 西羌传》:“兄亡则纳厘嫂。”《后汉书·乌桓传》:“妻后母,报寡嫂。”《北史·稽胡传》 : “兄弟死皆纳其妻。”《北史·附国传》:“妻具群母及嫂。” 《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北史·宕昌传》:“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嫂等为妻。”《新唐书·吐谷浑》:“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 ”《新唐书·党项传》:“党项,汉西羌别种,……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种转房制在我国不少少数民族以及部分地区的汉族中都实行过,而且至今尚有残存。例如彝族有句谚语说:“兄死弟在,牛死圈在”,就是指转房制而说的。实行转房制的目的,一是确立父权的统治,二是把妻妾视为私有财产,任意摆布。

我国古代的媵品制,对一夫多妻的影响也很大。所谓媵品制,指一女出嫁其姊妹也跟随她出嫁给同一个男子的制度。《仪礼·士昏礼》中说:“媵御馂。”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侄品从,谓之媵。侄,兄之子,品,女弟也。”《诗·小雅·我行其野》:“求尔新特。”孔颖达疏:“媵之名不专施妾,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这种情况在春秋之世记载很多,如鲁之宋共姬有三国来媵;管仲有三姓之女; 秦伯纳女五人; 齐威公之夫人三内妾,如夫人者又六;晋文公逆怀嬴曰: “班在九人”;齐襄公九妃之外又有六平等等。

以上所述的这些共夫制和共妻制的特点,我国宋兆麟等考古学家认为,一是群婚性,相对于以后的一夫一妻制来说,性交关系不是专一的;二是相对的排他性,即与绵亘人类上百万年历史的群婚杂交来说,它的群婚只能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三是嫁娶性,即形成了一种较固定的婚姻形式。由此看来,这些共夫制和共妻制的过渡性质是很明显的,它的产生是由它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因为在母系氏族阶段,由于母系制占绝对优势,是不存在嫁娶的,所以也不会出现男娶女嫁的现象;在父权制确立的地方同样不允许姊妹娶夫,只有在母系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母系尚未完全消亡和父权尚未成熟,两者处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它们才会产生。

共夫制和共妻制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它们的产生本来并不带有什么压迫和剥削性质,因为那时男女地位还是平等的。即以一夫多妻制而言,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带有男子统治、压迫与玩弄女子的性质,在开始时一夫多妻制也并不限于少数统治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般人也能实行一夫多妻制,以求增加家庭劳动力,并多得子嗣。自进入私有制社会,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后,多夫制基本上是消除了,而多妻制则采取了略加掩盖的方式(如将妻妾分开,如有外室,等等),保存下来并加以发展。多夫制带有群婚的色彩,而后世的多妻制则充满了统治和压迫。“这种多妻制,实际是丈夫对妻妾的奴役,是奴隶制的一种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在奴隶制关系中,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是当作家族的一份子而间接成为生产基础,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族中去的(奴隶式的婢妾)。”

以上这种伙婚制直到近代与现代社会,仍有它的残余。据近代民族调查,有些藏族以长兄为家长,结婚时也由长兄出面娶一起,事后期子逐渐与其他弟弟发生性关系,形成兄弟共妻。子女称长兄为阿爸,称长兄之弟为叔叔。第一个孩子归长兄,第二个孩子归弟弟,如果再生孩子则通过协商解决。所谓兄弟共妻,并不是“联床” ,而是夫妻各有住处,由丈夫们轮流拜访妻子。这种婚姻形式流行的原因,是认为兄弟在一起力量大,家庭财产不会分散,仅有一起,可使家庭和睦。即使现在,在某些贫困落后地区,由于男女性比例失调,或娶不起老婆,也有个别兄弟共妻的现象。

变相的共夫制和共妻制,存在范围就更广一些。据宋兆麟调查,四川省木里县俄亚地区至今还存在一种“安达”婚,“安达”是可以同居的异性朋友,是情人关系, 与永宁纳西族的“阿注” 婚相同,但是基本保留于妇女坐家或生育之前。在 “安达”关系中,每个人又有自己公认的丈夫或妻子,从而形成丈夫和情夫(“安达”)并存、妻子和情妇(“安达”)并存的婚姻“双轨制”。前者有经济关系,后者仅有性的往来,这就是当地所说的“夫妻搭伙不同房,安达同房不搭伙。”

有些汉族地区也有性质类似的情况。如福建北部三元地区的汉族地区,“妇女有外遇,认为不算一回事,对人也不避讳,她们称为相好的、外友,为副老板,副老板与老板也不发生冲突。他们所以能和平共处,因为老板也有相好的。当家中副老板驾临时,也许他到别家作副老板去了”。

至于妻妾型的多妻制,存在就更广泛了,直至本世纪的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巴金的《家》、《春》、《秋》中的高老太爷、冯老太爷就是如此。到了80年代,有的暴发户又有娶妾、设外室的情况,嫖娼的现象也沉渣泛起,虽然这在现代中国社会是违法的,是被严加取缔的。

过去,摩尔根和恩格斯都否认一夫多妻制和一起多夫制的普遍意义,甚至认为两者不能同时并存。其实,无论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起多夫制,在人类的性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类型不少,影响也很大,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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