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夫制和共妻制

摘录自：《中国古代性文化》作者：刘达临

人类的两性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群婚与杂交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即从群婚制向专偶制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在漫长的岁月里性禁忌的不断产生，性交对象一步步地受到限制，性交范围一步步地缩小而发展的。在从群婚制向专偶制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中间环节，就是伙婚制，共夫制和共妻制就是伙婚制的主要类型，在婚姻史和性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伙婚制是由于１９世纪美国的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而闻名的，原译“普那鲁亚”。摩尔根指出：“伙婚制家族，这是由若干嫡亲和旁系的姊妹具体地同彼此的丈夫婚配而建立的；……都是一群男子伙同与一群女子配偶。”所谓伙婚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一伙女子与一伙男子互为夫妻，当然这个“伙”不是太多的人。这种形式的具体表现是以若干姊妹为核心，她们共同娶进丈夫，这些共同的丈夫可以是兄弟关系，也可以不是兄弟关系，他们互称“普那鲁亚”，意思是“亲密的伙伴”；也可以以若干兄弟为核心，他们共同娶进妻子，这些共同的妻子可以是姊妹关系，也可以不是姊妹关系，她们也互称“普那鲁亚”。以后，这种形式又逐渐缩小，演变成一起多夫制或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的古籍中，对汉民族的共夫制和共妻制记载甚少，因为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舜娶娥皇、女英，这是娶二妻的典型例子；至于后代的帝王将相妻妾成群，实际上是实行一夫多妻制，但表面上要将妻、妾分开，认为是“一妻多妾”。但是记载少数民族这方面的情况，却有不少：

例如，记载一起多夫的有：

《周书·异域传》：“嚈哒国，……在于阗之西。……兄弟共娶一起，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各加帽角焉。”《隋书·西域传》：“挹怛国，……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名蔑，……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起，妇总发为角，辨夫之多少。”女子有八个丈夫，还要通过帽角与发式表现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

此外，例如《淮南子·汜道训》上也记载：“昔苍吾绕娶妻而美让其兄，…… 孟卯妻其妻，有五子焉。”

古籍中记载一夫多妻的有：

蔡邕《独断》：“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钱古训《百夷传》： “酋长妻数十，妾数百。”《元史类编》卷四十二《大理》：“百夷头目有妻可盈百，妾可数百，民间亦有数十妻妾者。”《明史·云南土司传·八百》：“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

从文献记载上看，在古代不少民族中流行过转房制，这也是形成一夫多妻的一个原因。所谓转房制，指如果丈夫早逝，妻子不能外嫁，而必须转嫁给死者的兄弟、堂兄弟甚至死者的父子辈，这一来，后者的妻子可能就多了。如《史记·匈奴传》： “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后汉书·东夷列传》：“兄死妻嫂。”《后汉书· 西羌传》：“兄亡则纳厘嫂。”《后汉书·乌桓传》：“妻后母，报寡嫂。”《北史·稽胡传》 ： “兄弟死皆纳其妻。”《北史·附国传》：“妻具群母及嫂。” 《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北史·宕昌传》：“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嫂等为妻。”《新唐书·吐谷浑》：“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 ”《新唐书·党项传》：“党项，汉西羌别种，……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种转房制在我国不少少数民族以及部分地区的汉族中都实行过，而且至今尚有残存。例如彝族有句谚语说：“兄死弟在，牛死圈在”，就是指转房制而说的。实行转房制的目的，一是确立父权的统治，二是把妻妾视为私有财产，任意摆布。

我国古代的媵品制，对一夫多妻的影响也很大。所谓媵品制，指一女出嫁其姊妹也跟随她出嫁给同一个男子的制度。《仪礼·士昏礼》中说：“媵御馂。”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侄品从，谓之媵。侄，兄之子，品，女弟也。”《诗·小雅·我行其野》：“求尔新特。”孔颖达疏：“媵之名不专施妾，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这种情况在春秋之世记载很多，如鲁之宋共姬有三国来媵；管仲有三姓之女； 秦伯纳女五人； 齐威公之夫人三内妾，如夫人者又六；晋文公逆怀嬴曰： “班在九人”；齐襄公九妃之外又有六平等等。

以上所述的这些共夫制和共妻制的特点，我国宋兆麟等考古学家认为，一是群婚性，相对于以后的一夫一妻制来说，性交关系不是专一的；二是相对的排他性，即与绵亘人类上百万年历史的群婚杂交来说，它的群婚只能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三是嫁娶性，即形成了一种较固定的婚姻形式。由此看来，这些共夫制和共妻制的过渡性质是很明显的，它的产生是由它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因为在母系氏族阶段，由于母系制占绝对优势，是不存在嫁娶的，所以也不会出现男娶女嫁的现象；在父权制确立的地方同样不允许姊妹娶夫，只有在母系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母系尚未完全消亡和父权尚未成熟，两者处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它们才会产生。

共夫制和共妻制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它们的产生本来并不带有什么压迫和剥削性质，因为那时男女地位还是平等的。即以一夫多妻制而言，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带有男子统治、压迫与玩弄女子的性质，在开始时一夫多妻制也并不限于少数统治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般人也能实行一夫多妻制，以求增加家庭劳动力，并多得子嗣。自进入私有制社会，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后，多夫制基本上是消除了，而多妻制则采取了略加掩盖的方式（如将妻妾分开，如有外室，等等），保存下来并加以发展。多夫制带有群婚的色彩，而后世的多妻制则充满了统治和压迫。“这种多妻制，实际是丈夫对妻妾的奴役，是奴隶制的一种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在奴隶制关系中，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是当作家族的一份子而间接成为生产基础，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族中去的（奴隶式的婢妾）。”

以上这种伙婚制直到近代与现代社会，仍有它的残余。据近代民族调查，有些藏族以长兄为家长，结婚时也由长兄出面娶一起，事后期子逐渐与其他弟弟发生性关系，形成兄弟共妻。子女称长兄为阿爸，称长兄之弟为叔叔。第一个孩子归长兄，第二个孩子归弟弟，如果再生孩子则通过协商解决。所谓兄弟共妻，并不是“联床” ，而是夫妻各有住处，由丈夫们轮流拜访妻子。这种婚姻形式流行的原因，是认为兄弟在一起力量大，家庭财产不会分散，仅有一起，可使家庭和睦。即使现在，在某些贫困落后地区，由于男女性比例失调，或娶不起老婆，也有个别兄弟共妻的现象。

变相的共夫制和共妻制，存在范围就更广一些。据宋兆麟调查，四川省木里县俄亚地区至今还存在一种“安达”婚，“安达”是可以同居的异性朋友，是情人关系， 与永宁纳西族的“阿注” 婚相同，但是基本保留于妇女坐家或生育之前。在 “安达”关系中，每个人又有自己公认的丈夫或妻子，从而形成丈夫和情夫（“安达”）并存、妻子和情妇（“安达”）并存的婚姻“双轨制”。前者有经济关系，后者仅有性的往来，这就是当地所说的“夫妻搭伙不同房，安达同房不搭伙。”

有些汉族地区也有性质类似的情况。如福建北部三元地区的汉族地区，“妇女有外遇，认为不算一回事，对人也不避讳，她们称为相好的、外友，为副老板，副老板与老板也不发生冲突。他们所以能和平共处，因为老板也有相好的。当家中副老板驾临时，也许他到别家作副老板去了”。

至于妻妾型的多妻制，存在就更广泛了，直至本世纪的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巴金的《家》、《春》、《秋》中的高老太爷、冯老太爷就是如此。到了８０年代，有的暴发户又有娶妾、设外室的情况，嫖娼的现象也沉渣泛起，虽然这在现代中国社会是违法的，是被严加取缔的。

过去，摩尔根和恩格斯都否认一夫多妻制和一起多夫制的普遍意义，甚至认为两者不能同时并存。其实，无论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起多夫制，在人类的性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类型不少，影响也很大，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