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问题的论争

作者：李银河

在性问题的两大阵营中，激进派还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男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男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 (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 (butch/femme) 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性主张包括：异性恋及其他一些性实践中存在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压抑了每个人的性欲望和性快乐。通过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为了使多数派保持“纯洁”，受到控制。女性主义应当拒绝所有的理论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评判，因为它们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从而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要求实践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的性行为的权利来控制女性的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完全自愿、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通过协商使用任何他们选择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得双方的性快乐和性满足。（Jaggar, et al., 315）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Masters and Johnson) 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 (pro-sex) 和反对性 (anti-sex) 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 (阳刚阴柔) 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性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

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性被允许与生殖和婚姻家庭关系保持更远的距离。在性追求和性快乐的追求中也容纳了更多一般被归属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亲密、社区和性平等。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动，人不仅喜欢性活动，而且将其变为宗教仪式，变为一种持续的体育运动，甚至是一种职业。除生育外，性还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达正面的情感：爱、亲密、兴奋和快乐；也可以表达负面的情感：统治、攻击、愤怒、仇恨和羞辱。（Barash, et al., 37）性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紧密、最亲热的方式。

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 (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 (Victoria Woodhull) 也曾公开主张女性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 在60年代的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 (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 (aesthetics of 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性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