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行，感受和想到的……

作者：云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侯合心

编者按：自“日本人真的性变态吗？”一文发表以来，有许多读者怀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大骂日本人和作者，同时也暴露了许多人的文明程度。一个民族要进步，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家，而是应客观地面对事实，多找自己的短处，多学别人的长处。

一、出行日本

2006年7月24日下午3点，我搭乘的国航CA956航班稳稳地降落在离东京约四十公里的成田机场。下午入境的人很多，在将近五圈环形隔离绳里站满了刚下飞机的乘客。无聊等候之际，便打量入境的环境，发现在环形隔离绳的每一个转弯处都立有一块白色标牌，上面标明了旅客在每一个环形圈内等候的最长时间，也即是入境检查处向旅客承诺的最大等候时间，简单地加总计算了一下，一共是45分钟。不过，入境处为了能确保其承诺能兑现，专门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在旅客队伍里忙前忙后，耐心地解决来自不同国家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我们一行19人走出机场，日本帝京大学（Teikyo University）已有两位老师举着醒目的牌子在大厅里等候。原以为下了飞机便可以上车去住地，但两位接站的教师告知我们说，因为国内有12所大学分乘不同航班，并且都在这一天达到，所以，需要等齐不同航班后才能发车去学校给我们安排的住所，先期达到的学员只好在机场外的候车道旁等候。直至三个小时后，50名来自国内中西部地区高校的教师才终于聚齐。

当接站的两辆中型巴士行走在横跨于美丽东京湾的彩虹桥（the Rainbow Bridge）时，一半深红色的太阳已经隐掩在大海里。不少的教师拿出随身相机来，借着仅有的晚霞，隔着车窗抓下拍东京海湾的美丽景色。
车上的人们争相赞叹着东京湾的美丽。“……东京湾？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发生在这里？”。我暗暗地问自己，并在脑子里快速搜索，但一时间竞找不到答案。

“不！”，我非常肯定，可大脑象是被什么东西给牢牢地钳在不能动弹的空间里，一时间甚至就想不起曾经在历史书里读到过的“东京湾事件”是怎么回事。直至到达日本几天后，才终于由1964年8月发生在美越之间的“东京湾事件”，想起南太平洋位于越南和我国海南岛之间的北部湾，历史上也有一个“东京湾”的别名。

这次到日本帝京大学做短期学习，使用的是日本以我国国内教育为对象而发放的政府贴息贷款。2005年年底，日本帝京大学曾汇同日元贷款银行――日本协力银行，到中国来游说中西部各相关大学派教师到日本帝京大学培训。为此事我曾随学校领导专门到北京会见过日本京帝京大学国际培训部主任远藤誉女士，由此也悉知了一些有关教育项目下日元贷款的细节。原来，针对国内教育项目的日元贷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教育设备项目为对象的，而另一部分则是以国内大学教师培训为对象。不过日本人的商业帐算得很精，贷款条件规定得很明确，以教学设施为对象的贷款资金只能购买日本的相关产品，如大学的图书管理设备、教室电教设备等。而以教师的培训为对象的贷款资金，只能针对在日本相关大学的培训项目而不能在第三国进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钱虽然贷给了咱们中国，但用途是受到明确限制的。从资金运动的角度看，获得贷款大学的日元账户实际只是一个过路帐户，根据贷款条款约定，资金必然分两个程序回流到日本人手里：一个是通过购买日本的教学设备、培训资源回流到日本的企业和大学；另一个则是在贷款到期后，通过贷款归还，使资金回流到发放日元贷款的日本银行。

过去，由于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培训题材，加上又是日語授课而非英语授课，所以，国内各大学虽然有贷款额度，但并没有多大积极性派人到日本去。2005年后，日方终于抓住了中国汇率改革的题材，在他们眼里，似乎中国的汇率市场在2005年后，一定会再现美国对日本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的情景。日本大学于2005年底便兴致勃勃地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题材，游说国内各有日元贷款的大学派教师去日本培训。其实在我看来，如果仅仅从效益角度直观地看待以培训为对象的日元贷款，而不考虑培训人员出国的隐形效益（如到日本后综合见识的增长等），这样的日元贷款对中国没有多大实质意义。

不过，这批贷款还是有一些直接好处，比如期限长且是日本政府贴息，相对于国内获得贷款的大学而言，贷款利息负担较轻。据说这些日本政府贴息的日元贷款，跟二战日本不对中国支付战争赔款有关，但这段历史内容我没有查到出处。也想不起在哪里读到过这样的内容：不对中国和亚洲遭侵略的国支付战争赔款，是日本政府作为战败者强挽面子回应盟军“无条件投降”要求，而向当时的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提出来的的数个条件之一。翻开世界历史便可知，没有任何一个侵略者可以在战败后逃脱苛刻战争赔款的惩罚。我猜想，这一次之所以破了世界战争史的失败者赔款的先例，或多或少是因为那位较注重虚荣的美国五星上将，渴望早一天获得作为胜利者在日本政府投降书上签字的荣耀，于是，拿了我们中国人本应正当获取的利益做为筹码，使侵略者逃过了应有的经济惩罚。

二、认识日本

从民族情感而言，我是极其不喜欢日本的，一想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内心就有说不清楚的痛苦与仇恨……。

从国际关系而言，八年战争就是侵略与反抗侵略的统一，但从民族特性而言，人们对这场战争感受远比国际关系描述出来的东西要复杂得多。一个是遭受凌辱的民族，他从被凌辱走向最后将凌辱者打败并赶出国土；而另一个是凌辱别国的民族，他从凌辱别人走向最后被打败并赶走，这是两个民族在同一场战争中的两个相向变化的过程，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影响着人们对两个对抗主体的不同认识，那就是在战争中两个对抗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民族特性。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作为遭受凌辱的中华民族来说，面对残暴的侵略者进行反抗，即使是在最后侵略者被打败而成为过去被凌辱者的俘虏，任何一个观察和分析过这场　战争的人，都始终能感受到华夏民族善良而人性的特征，但是，作为凌辱者和侵略者，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民族特性却是异常残暴的。

因为爱好历史，于是在工作之余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有塔西坨的《编年史》，等等，这些伟大的历史著述记载过古罗马、古希腊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中部和东岸的战争。战争的描写中也再现了某些民族所具有的残暴性，可那毕竟是发生在公元前数百年的事，那时人性文明在整个世界还是空白。2500年后的20世纪，世界人性文明已经有了明确的体系和认知，可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侵略者和凌辱者，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民族残忍性，反而比2000多年前的非人性文明时代的强势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后，转过来研究政治，在众多的政治学、法学著作中，感触最深的应该是法国伟大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因为在这本书中，可以读到了作者关于民族性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书中屡屡分析到中国、日本。从孟德斯鸠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可以找到一些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人性残暴的民族根源。其实，孟德斯鸠并没有到过中国，当然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方和对中国的了解，一是来自于书籍，二是来自于与具有中国相关知识的人的学术性对话。据历史记载，一个叫白晋的神甫1697年到过中国，回国时从中国带回一大量书集。到了18世纪初，另一个名叫傅圣泽的法国神甫再次从中国带回大批中国书集，这两批书最后都成了法国王家图书馆中有关中国的珍贵藏书。1709年至1713年，孟德斯鸠旅居巴黎，此间，他与当时在法国王家图书馆做翻译的一个叫黄嘉略的中国人，进行过很深的东方人文探讨。黄嘉略1679年生出生在中国一个基督教家庭， 1702年到法国，是较早到国外去求知的中国人之一。法国王家图书馆是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的研究之地，在3年研究时里，孟德斯鸠通过与黄嘉略探讨，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以后，在1918年，孟德斯鸠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为了深入研究东方，1729年，孟德斯鸠到意大利做学术性游历，与当时旅居在意大利并曾长期在中国传教的付圣泽，再次进行了很深的东方文化和民族讨论。

以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来看，孟德斯鸠对东方人文的了解是有限的，可当你细读《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日本和日本民族的分析，并将这种分析放回到三百多年以前的历史背景中，你不得不为政治哲学家的伟大所深深感动。

三、八王子市

我们一行50人下榻在一个叫“college town””的公寓，从名字便可以知道，这公寓主要是为留学生服务的。

“college town”在东京西边离东京约25公里的八王子市。八王子市并不大，一条向南倾斜但总体东西走向的小河将八王子市分隔成南北两个部分。“college town”的几栋建筑正好在这条小河的北岸。这条小河有一个汉语名，叫“浅川”，河边上多处立有这条河的标牌，并分别标写了汉语名和英文名。汉语名之下的英语名是“ASA　Rive”，出于好奇，想知道“ASA”是什么意思，于是查英语字典，结果显示为“美国标准协会”的缩写，风马牛不相及。接着又找来日汉字典，对照一下，发现在日本的地名、人名中，以“ASA”作前缀的词，都可用汉字“浅”来替代，如 “Asada Mako”，汉语名就是“浅田真子”；“Asada Naomi”等于浅田奈绪美；“Asami Mao”等于“浅见”；“Asami Rena”等于 “浅未”，不一而足。看来在日语的地名和人名用语里，“ASA”还真能直接转化为中文“浅”字，但这个“浅”字是不是具有“浅”所表明的汉语字意，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在看了这条河后，还真的觉得“浅川”的“浅”，就有中文 “浅”的字意。

“浅川”河水量很小，诺大的河床里，只有很小很小的一条水流经过。浅川的水流虽小，可清沏益人，只要站在河水边，即可看见鱼在清沏的水里游来沲去。第一次于晚饭后去河边溜达，是住下来的第三天，因见河水如此清沏益人，便禁不住用手捧起一捧河水放在鼻子下闻一闻，那清香的水味，竟然让我立即想起小的时候在偏远的农村老家感受过的小溪：没有一丝污染的溪水从你脚下淌过，赤脚踏起的水花会让你闻到一股清新的水味。

可八王子市的这条“浅川”不是数十年前我在偏远家乡所感受到的小溪，而是穿过生活繁华的八王子市中心的一条城市之水。在我们到日本后的不几天，东京下了一场大雨，浅川里的河水上涨，但即使是涨水的时候，河水也只有轻微的变色，上涨的河水随雨停而退去后，河水立即便恢复了清沏。

“浅川”之“浅”的另一名符实之处是，河床里长満了青草和灌木。其实，如果你不是站在高处，浅川的河水几乎是淹没在草丛和树荫之中的。即使是水量较大的时候，只要不是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看的位置，或不直接在河水边，置身在河床里你也是看不到河水的。我很惊奇日本人的想法，从简单城市审美看，青草和灌木丛生的河床，与它两边城市成几何图案的整齐之美及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似乎不那么匹配。因为一方面，你在岸上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有繁华的高楼，也有很整齐的民居。而另一方面，你如果仅仅看这样一条名叫“浅川”的河流，满是草丛和灌木的河床会使你想到这情景似乎应该属于一个“荒芜之地”。

体会多了，慢慢也就不惊奇日本人的想法了，有这样几个事例，让我理解了日本人很普及和实用的环境意识。首先，日本人很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我每晚饭后都要去河边走，河堤上长满膝盖那么高的青草，每晚也有不少的日本人在河堤上作饭后的闲逸，有孩子，有老人，有学生，可是你从来看不到他们有人弯下腰去拔一根草。回想起国内，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出国之前，我和家人去了一趟北京西郊的百旺山，去的那天，正好是百旺山公园蓝色喇叭花开得正旺的时候，上山的人很多，多数还是一家子，一路上山时，我不下四次看到有男人和女人举着他们的孩子去采摘路边娇艳的蓝色花朵，有的家长甚至亲手为自己的孩子攀摘。可你一看那些个家长，大多又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我长期都在周末和家人去百旺山闲步，春天树木发新枝，而新的树枝长出后会凌空伸展到路上来，令人心痛的是，一路上你总能看见，路边凡伸得较长，延及道路并伸手可摘的树枝，一定会被摘得伤痕累累……

日本人有很强的环境意识，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是跟西方学的。在我了解的日本历史中，从1603年德川幕府时代到1868年明治维新，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除了因明治维新使日本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外，日本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应该一直都是封建专制和落后的。可今天日本的每一个普通公民对环境的认识，真的不象是一个刚刚脱离封建气味不过60年时间的国民所具有的。每天饭后去散步，总能看到很多日本人在浅川河的两岸遛宠物狗，记得有一天很晚我从八王子市南区商业繁华中心回来，看见堤上路边有手电筒亮光，走近看，原来是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在草丛中收拾宠物狗刚刚拉下的粪便。其实，那时候河堤上几乎已经没有人了，如果不是一种公民的环境自觉意识驱使，他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没有有人会知道这糞便是谁家宠物遗下的。

凡是出来遛宠物的日本人，无论老幼，腰间挂着专门用于收拾宠物便溺之物的腰包，腰包里一边装的是切成一片一片的废报纸，另一边装的是专门用于收拾粪便的小小塑料袋，无论宠物在哪里大便了，主人都会马上将塑料代翻转过来罩住手，然后从另一边取出一片废纸，将宠物遗下的粪便拾起来装在腰包里带走。我在北京住的是一个有三栋塔楼的大院，大院里也有不少人养宠物狗，可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宠物的主人，饭后大张旗鼓地将宠物狗拉到楼下的草地里去方便，方便完了也不作任何处理，毫无愧色地牵着自己宠物就离开了。

四、习惯

到“college town”的那天晚上，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全体学员召集在一起，交待入住“college town”的注意事项。在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反反复复强调的事项中，最突出的有两项，即勿乱扔垃圾，切忌大声喧哗。

稍敏感一点，便能从管理服务中心人员的语气中体会到：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入住者”而说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一些文章中读到过关于国人在国外的两个“一窝蜂”习惯。一是说国人一到国外，见什么照什么。尤其是团队式出国，更能突出这一习惯，于是被呼之为：“一窝蜂拍照”。二是说国人到了国外，见什么买什么。团队出国，国人一进商店，便大钱大买、小钱不买，大包小包，忙个不亦乐乎，于是名之曰：“一窝蜂采购”。 其实，认真想一下，上个世纪国人有这两个习惯还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封闭了那么多年，刚刚跨出国门，一是不知道国门之外会有如此优美的环境，二是不知道国外会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用品。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物质商品的生产水平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拿国人最热衷于购买的家电产品来说吧，实际在日本的电器市场上，我们已经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标有“Made in China” 字样的数码产品。再者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与中国的城市环境是存在着较大差距，可这对于大多数能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的中国人而言，已不算什么新鲜事。

在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帝京大学分别在三个周末安排了我们这批学员参观，参观的单位有东京交易所、日本中央银行、日兴证券和日野市高幡的一家中型垃圾处理站。每参观一地的时候，对方都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可每到对方接待人员讲解之时，除非对方明确禁止拍照（如位于日本中央银行地下一层被废弃的金库），讲解的工作人员必置身于一片快门响声和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之中，每到此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猜测：这种情景会不会使日方讲解人员产生新闻采访、名人追踪的错觉。

“college town”管理服务中心似乎早就深谙国人热衷于采购的习惯，于是，在我们到达八王子市的第二天，管理服务中心就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张非常简化的八王子市地图复印件，在这个简易地图上，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用红色笔和中文标注了两类地方：一类是便利店，这是管理服务中心出于每个学员要自己做饭，方便食品采购的考虑。另一类就是电器店了，而这却是出于习惯的考虑。上课后的第一个周五，帝京大学安排上午参观东京交易所，下午参观日本银行。午饭后有一个不长的间歇时间，校方工作人员便带大家去小逛一下位于日本桥附近的电器店。由于上车前往日本银行的地点不能长时间停车，加上与日本银行联系的接待时间是受控制的，所以工作人员在大家下车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强调一定要准时到达上车地点。下车后，50多人一窝蜂地进了一家电器店，我也去了，由于我没有什么要买，或者说出于软囊羞涩的原因吧，只匆匆一看后便到了指定的等车地点。45分钟后，接送我们参观的大巴准时来到等候地点，大部分数学员也都准时上了车，可还是有几个学员可能是因迷于采购而忘了时间，没有能按时到达上车地点，弄得校方工作人员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除了上述两个“一窝蜂”外，国人的大嗓门也可能是再突出不过的习惯之一了。按说呢，此次到日本学习的学员都是国内各大学的教师，在国内也算得上是高知识水平阶层了。可尽管如此，大嗓门的习惯仍然随处可以体会，在学校教室里，电梯里，仰或是在行路过程中，如果你是注重声音污染的那一类国人，当身边的日本人惊奇地看着与你一起的“高谈阔论”者的时候，你不得不为国人的这一习惯而汗颜。

终于有一天，当全体学员下课回到管理服务中心时，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要求全体学员在车里等候片刻，说是有事交待。结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同在“college town”的非中国入住者，已经就我们这批学员在大楼里互相大声呼叫的问题，到管理服务中心来投诉了。

五、生活一角

日本有1.2亿人口，但国土面积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人均国土面积不到0.003平方公里，我们国家人口算多的吧？即使按1４亿人口算，人均国土面积也有近0.007平方公里,也是日本人均国土面积的2.3倍。所以，日本人是不敢任意浪费其国土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日本的城市街道和公路交通的道路设计上。日本的城市街道很狭窄，即使是在东京也不例外。街道狭窄，加上车辆又实行的是英制左行，像我这样在国内看惯了车辆右行的人，那种狭窄感更像是被放大了似的。车道狭窄不说了，人行道也同样狭窄，并且在日本，人与自行车是混行的。日本的公路设计也表现出了对国土的节约（当然我们也可以以泱泱大国的姿态鄙之为“小器”），即使是高速路也并不宽大，绝少有像我国的公路，宽宽大大，六车道、八车道什么的。从八王子市到东京，一般要走中央高速，中央高速与日本著名的“JR线”平行，它是日本岛从西边进入东京的主干线，尽管这样，整个中央线也只有四条车道。

物理上看，日本的城市、道路无处不显狭窄，但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却一点也不会象在国内那样，对城市拥挤和嘈杂的感受有那样深切。在国内，尽管城市街道宽宽大大，可那种难以言尽拥挤和嘈杂，会让你的神经有如时时处在要被绷断的边缘。细心观察，日本街道之所以窄而不挤，主要得益于行人与行车能自觉地遵守秩序，行人对交通信号的敏感度与行车几乎是同等的，行车也充分尊重行人应有的权力。

到东京后的第二个周末，大多数学员都去东京以外的地方玩去了，当然也有少数学员人留在了“college town”。我一整天都在家里看书，到了下午有些疲倦，决定出去换换空气，调节一下眼睛，于是去了八王子的南市区溜达。穿过繁华区的商业街道，沿着与八王子城铁站平行的一条街道向东走，然后又再来一个右转向南，不经意之间溜达到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僻静街道。这条街道的附近一带叫“元山町”，由于比较僻静，整个路段偶才尔有一辆车驶过，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当向西走了一段后，竟然发现八王子市警察局也在这条僻静的街道上。根据方向，我要回“college town”得先回到河边，于是决定在八王子警察局门前穿过人行横道到街对面去。当我站在路边等待指示灯的时候，马路对面恰好有两个推着自行车的日本警察也在等待指示灯。我要穿过的是人行横道灯，指示行人的红灯较车行方向的红灯长，当然可能也与这条街道太僻静有关系。

“街对面两个警察一定就是外出公干后回八王子警察局的警员。”在等待过街指示灯无聊之际，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约两分钟后，人行指示灯终于亮了，我和两个警察相向穿过了马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过了街后，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街边看两个警察是不是真的要进到八王子警察局里去。结果，两个日本警察过了街后，还真的骑车进了警察局大院。

其实，我也不过是无聊之下自我调佩，游戏般试试自己的猜测能力。可当看到两个日本警察真的进了警察局大院后，反而忘了为自己猜测准确而沾沾自喜。

……两个日本警察，就在距自己所在单位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面对一无车影、二无人烟的寂静街道，足足等了有两分钟之久的过街指示灯……。

日本虽然人均国土面积很少，但令我惊奇的是，除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外，城市的大街上根本看不到有多少人，即使是在周六、周日，你也很难看到四处人满为患的情景。街边的店铺，也绝不会像在国内的街边店那样，把个音响放得整天价的响。

8月6日，是八王子市建市90周年纪念日，当地人在主市区举行了两天的庆祝活动。凡对日本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庆典活动大多是这样一种情景：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抬着一个象轿子同时也象我国古代四轮马车蓬一样的祭祀之物，在规定的街道上转圈游行。除此而外，日本庆祝活动的另一个最大特征便是在繁华街道的两边立起高高的架子，然后在那些架子整齐地挂上一排排蚕茧型白纸灯笼。在建市90周年庆典的那两天，八王子市的男男女女几乎都穿上了和服，连很小的女孩也都抹着浓妆。街道上自然比平时要热闹得多，不过即使是上街的人相对于平时多出几倍，但却很少有人大呼小叫，听得最清楚的是便是抬着祭物的男人们轻而低沉、节奏感很重的呵号声。

六、电视节目

由于自己玩性太差，平日里除了上课外便只好将自己闷在书本里。长时间看书也有困倦的时候，每到看书看困倦了，如果不愿出门，便打开电视调剂调剂精神和眼睛。“college town”提供的电视一共就十来个电视节目，估计大多属于不收费电视，因为“college town”对我们这些学员的收费是很严格的，虽然为了要通过我们这批学员为他们做宣传，吸引国内留学生多到“college town”入住，管理服务中心两次破费请我们吃饭，而且是吃价格较高的日本正餐，但请客归请客，商业规则却是不可以不要的，管理服务中心收起费来，水是水，电是电，绝不含糊。

一般情况下，我只看其中两个台，一个台是“NHK”，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这个电视台以播放新闻为主，而新闻一般会有少量字幕，字幕里总会夹几个汉字，于是连猜带蒙能看个大概。另一个台就是少儿台，这个台因为是对少年儿童的，节目过程中，主持人的肢体语言运用较多，而肢体语言恰好是易于理解、没有国别和没有年龄界限的语言。国内也有一个少儿台，但看得很少，只在播放一些文革前的老电影时看一看。日本的少儿台有几个固定栏目，一个栏目是古典音乐欣赏，如果不是亲眼看过这节目，我可能是不会相信的。直观地想，让不具备起码音乐知识的少年儿童欣赏古典音乐，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点。但看了电视制作，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为了让少年儿童能接受艺术熏陶，节目编排上是如何独出心裁。节目由一个中年钢琴手主持，但这个中年人具有很儿童脸谱化的打扮，也具有孩子般的天真乖巧肢体语言。另外还有五个演奏者，但全是具有固定脸谱和固定名字的卡通人物。一个小提琴、一个小号、一个大提琴、一个黑管，一个长笛，每个卡通人物都具有孩子们喜爱的滑稽打扮和头饰，而且也有独特的声音，在演奏间歇，还会有一些语言和表演来配合所演奏的音乐，而且这些语言和表演几乎都是孩子们易于理解、滑稽和活泼的。此外，这个节目的选曲也很考究，所演奏的几乎都是欢快、活泼的古典乐曲，比如古塞克的《嘉禾圆舞曲》、舒伯特的《摇篮曲》、海顿的《小夜曲》。我还想呢，舒伯特的《小夜曲》不是更有名吗？但细一品味，比起海顿的《小夜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对于还在童稚期的少年儿童来说，可能稍显深沉了些。

此外，还有一个固定的节目是让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欣赏大约３０分钟的流行歌曲。节目编排也很独出心裁，一是这个节目始终坚持让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欣赏。二是歌曲非常注重突出天真稚气特征，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不仅选编歌曲的音乐格调天真稚气，而且歌手们的表演也充满天真稚气。

孩子们不仅可以在象舒伯特的《摇蓝曲》那样的古典音乐格式中体会童稚乐趣，即使是在现代流行音乐格式中，孩子们天真稚气的需要同样可以得到满足，这不能不说节目编排之精心。

记得2002年第18期《读者》有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一桩奇特的诉讼案”。文章讲了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内华达州有一位小女孩叫伊迪丝，一天，小女孩的妈妈发现她认识礼品盒上“OPEN”的第一个字母“O”。这令伊迪丝的妈妈非常吃惊，问她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是微拉小姐教的！”。这位母亲表扬了女儿之后，一纸诉状把微拉小姐所在的劳拉三世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她认为，女儿在认识“ O ”之前，能把“ O ”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鸡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自从劳拉三世幼儿园教她识读了 26 个字母后，伊迪丝便失去了这种能力。因此，她要求幼儿园对这种后果负责，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 1000 美元。

诉状递上去之后，在内华达州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劳拉三世幼儿园认为这位母亲疯了，一些家长也认为她有点小题大做，她的律师也不赞同她的做法，认为这场官司是浪费精力。然而，这位母亲坚持要把这场官司打下去，哪怕倾家荡产。三个月后，此案在内华达州立法院开庭，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劳拉三世幼儿园败诉，因为23 名陪审团成员被这位母亲的辩护所深深打动。

日本少儿台的每个节目编排，似乎也包含了对儿童享有童趣权利的尊重。以上美国内华达州的母亲状告幼儿园的事例，实际隐含了这样一条很人性的原则，即在教育和保障少年儿童享有童趣之间，后者被认为是一种不能任意剥夺的权力。显然。要保障孩子们尽享童年天真权力，社会的各个方面就不能将一些只能由成年人来负担的严肃地问题，过早地强加给孩子们。我经常在看日本少儿节目时想到国内的孩子，对于国内保障儿童童稚权力现状如何，我实在得不出什么定论，不过，仅仅从孩子们上学择校的事情上看，便可以推断国内少年儿童享有童趣的权力现状了。关于受教育权力、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以及二者在一个国家立法体系中的重要意义，世界上的的例子很多，我们这时里不去讨论，仅仅从现在城里的孩子上小学、初中、高中择校，便可窥见对我国保障少年儿童童稚权力现状之一斑。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为子女择校一直是城市父母内心莫名的痛，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实际成了父母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这两大因素所决定的一颗无辜的棋子。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无不努力地以最阳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着中国的儿童一代、少年一代、青年一代，希望他们有一天走向社会时能阳光地看待一切。可是，他们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直至大学毕业就业，实际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就是父母亲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七、“路不拾遗”

八王子市的民居很少有高楼大厦，一栋一栋的独立小楼房，鳞次栉比，这可能是跟日本的所有体制有关系。当然，在市里也能见到少量跟国内单元式住宅楼差不多的高大公寓楼，但听当地的留学生介绍，那是政府为一些没有能力买地建房的日本公民准备的，如家境不好或失业的日本公民。走近日本的民居，你会发现他们使用的都是很轻薄的建筑材料，民居小楼的四周也没有高大的院墙，只有很少一点矮墙，仅仅用了表示私有财产的明确界限。窗子一般用轻薄的铝质材料来装饰，多半是出于美观而并非出于防盗防抢。在和当地留学生闲谈中，问到关于日本的社会治安情况，他们告诉我，日本也有什么“飙车帮”、“棒球帮”，但多是象美国60年代的西皮士，属于精神颓废者群体，而并非出于贫困原因，并肯定地说，日本已经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家。

关于 “道不拾遗”这一成语，我所看到的有两个出处。第一个出处见于刘向编的《战国策·秦策》，即：“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这段话讲的是公元前３６１年商鞅从魏国到秦国后，辅佐秦孝公把秦国治理得很强大，但其意则主要指法治效果，所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完全是描写商鞅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并令行禁止，史书上“南门立木”的故事便最能说明这一点。第二个出处则见于汉代贾谊的《新书·先醒》，原文是：“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贾谊是西汉文帝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文学家，《新书》是他的作品之一，可他跟商鞅不一样，他的政治抱负并未得到实现，就在他还刚刚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不久，便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所以，这段话仅仅是他对治国抱负的一种设想。联想他在其《论积贮疏》中用管子的话开头，可以推想，贾谊所说的“道不拾遗”与战国策里的意思是有所不同的。贾谊的“路不拾遗”可能更多的是指国民富足带来道德水平上升的结果。

这些年，人们经常能在国内的电视里看到反映偷盗事件的节目，包括反拔队伍建设，偷盗伎俩识别，等等，不一而足。当然，电视台的节目是出于好意，加强人们的防偷盗意识，提高防偷盗技能。作为新闻节目，大张旗鼓地宣讲防偷防盗，多是从道德角度去看待社会盗抢现象之存在的。可是，人们也能从这些节目隐约体会到某种社会现实，如果再细思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关于社会繁荣的预想，你可能很容易体会到，盗抢的存在已不再仅仅是道德个体差异问题。

日本的民居，无论是大门，还是墙壁，无论是窗户，还是矮得可怜的墙院，实际都是经受不住撞击的，按我的观察，多数民居墙壁的薄弱之处，可能只需要轻轻一脚，便可洞出一门。想想国内，民居住房几乎家家安装“防盗门”，钢筋做的窗护栏从一楼一直装到了三楼，有的地方甚至还装上四楼的，给人以森严如牢的感觉。

这些年，人们从电视广告里能感受到：国内的防盗门业发展得很快，甚至在国内商品生产和销售领域里都已有了名牌效应。可是，对这种情况做一点点逻辑推理，还能认为它所体现的仅仅是商业广告内涵吗？我想，至少一个公正客观的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应该如此简单地看。

八、不平静的八月

8月对于整个日本来说，是不平静的。不平静的原因之一是61年前的8月6日和9日，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胖子”和“小男孩”两颗原子弹，造成日本10余万国民生命在瞬间逝去。今天这一代日本人，可以在技术上承认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可是要日本人出于民族情感，接受10余万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史实，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少数还健在，并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日本人。每一年的8月6日和9日这两天，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8月6日是个星期天（无独有偶，61年前的8月6日也是星期天），周日不用到学校上课，于是在宿舍里看了广岛纪念会电视直播的整个过程。

这样一个纪念活动，那样一段历史，似乎都集中反映在日本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复杂结构上，真的有点爱恨交织的味道。

要说恨嘛，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毕竟美国人在61年前扔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得10余万日本人的生命在瞬间灰飞烟灭。但如果从公正客观的角度看，日本人因为那10余万生命而直截了当地恨美国人，似乎也没有太多道理。翻开历史看，波茨坦公告给了日本政府以充分的时间来决定是否结束其侵略战争，可那时候日本是个封建专制国家，政府不是他们选择的，人民也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天皇和政府都可以任意强奸日本国民的民意，因此，在波茨坦公告提出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都做出了要在日本本岛殊死作战的决定。众所周知，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对日本无视生命的自杀式进攻感受是非常深的，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遭遇到了一个疯狂的民族和疯狂的国度。关于这一点，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记忆可能比谁都深。1943年至1944年底期间，他与日本在太平洋南部经历过 “逐岛争夺战”，在那一系列岛屿战斗中，日本军队指挥完全无视其士兵的生命。1945年初，美国人对是否要在日本本岛结束战争，进行了战术和战略上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以常规战的攻击方式登陆日本岛，与一群完全没有人性的战争疯子作战，美国至少得多死数万人甚至可能10万人，战争时间也还得往后延长半年。而且就在波茨坦公告公布前不久，就有活生生的数据告诉美国人：与疯子讲道理是不理智的。1945年初，在南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对日本岛附近实施了两次大的岛屿攻击战。一次是在1945年２月，美国动用22万总兵力，攻打方圆不足8平方公里且满是火山灰烬的硫黄岛，在这次战斗中，美国足足付出了2.6 万名士兵的生命。你如果有机会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你就可以参观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硫黄岛苏里巴奇山顶树起星条旗的雕塑，这雕塑是对攻占硫黄岛真实战斗的临摹，只要你认真从全景去欣赏这雕塑，你必然能体会到当时战斗的惨烈；另一次是1945年4月，美军攻占琉球群岛的第一大岛――冲绳岛。在这次岛屿攻击战中，美国伤亡达7万人，直接在战斗中牺牲的士兵达4.9万人。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公布了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不予理睬。面对野兽和失去理性的日本人，美国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按常规方式登陆日本本岛作战。但这种选的代价是：多牺牲数以万乃至十万计美国士兵的生命，战争结束的时间也可能要延后半年。另一种选择是投放原子弹，迫使日本政府放弃抵抗，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选择的代价就象真实历史所表现的那样：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在轰炸中直接付出10余万生灵。

以今天的观点看，美国人的实际选择是值得置疑和客观评述的。所谓值得置疑，是因为它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常规战争的、更为惨烈的人类生命戗害的先例。之所以值得客观评述，是因为并不能简单地就认为该由美国人来对这１０余万生命负责。回顾历史，且不说投放原子弹之前已给了日本人以充分的时间作出选择，就是直观地进行生命算账，非要说美国政府只能以牺牲自己数10万计士兵的生命、让处于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和亚洲再苦等半年为代价，去换取在军国主义残暴统治下日本国民的生命才是合理的，可能也太牵强了些。任何国家的政府，只要它是理性而不是虚荣的，它是不能做这种选择的。何况在这场由日本战争罪犯制造的侵略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和亚州人失去生命，这个账怎么算？能简单地以武器使用方式作为评价正义与非正义的砝码吗？

要说爱呢，理由似乎也很充分。高一点说，日本的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今天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部宪法的制定，是这部《宪法》彻底解除了延续了日本数百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当然这里仅仅从德川幕府时代算起）。也是这部《宪法》制定后，日本国民的人权意识才得以唤醒，从这以后，日本国民才认识到他们的天皇不是神，知道自己作为人，有与生俱来、不可转移和剥夺的权力。低了一些说呢，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实际也是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保证。在战后，美国给了日本巨大的经济支持，不管是直接给予日本以支援也好，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让日本人把技术偷走也好，总之，日本今天的繁荣是跟美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分不开的。

即使是到了今天，由于美国给日本人提供保护，日本才可以在国民预算中只有很少的国防支出。换句话说，也就相当于美国的国防预算替代了日本的国防开支。基于以上现实，日本人非要以61年前针对军国主义的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将美国人恨入骨髓，似乎也有些不尽情理。

九、可耻的“参拜”

8月的另一敏感事便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郞要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出于民族情感，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非常或者说极其反感小泉纯一郞的这一行为。

法国18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把他自己的理想概括为一种生活准则：“如果我知道某些事对我有利，但对我的家庭有害，我连想都不想；如果我知道某件事对我的家庭有利，但对我的国家不利，我就设法忘掉它；如果我知道，某些事对我的国家有利，但对欧洲有害，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罪行”。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小泉那样的人具有如孟德斯鸠那样的伟大政治家素质。但即使是作为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人，或作为一国之领袖，无论从何种角度去认识历史，也该有起码的正义感和是非观。

政治人物、国家、民族，其特性是可以在历史事件中得以比较的。熟知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于1970年2月访问华沙，7日这一天，当勃兰特来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德国总理居然在二战受难者浮雕前突然跪了下来。常规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理向另一个国家的死难者下跪，这是很难想象的。其实，无论是从外交关系，还是从个人责任看，勃兰特总理都没有理由要下跪，也没有人要求这样做。可是，作为政治人物，作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者，勃兰特的这一跪，不仅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正义与良知，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正视历史、真诚求和的民族诚意。相比之下，小泉纯一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日本民族的代表者（日本国领袖），参拜之举实在是龌龊和糟糕的，起码也是没有良知和缺少正义感的。

关于小泉纯一郞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主要电视台从8月10日就开始了讨论和评析。电视节目以专栏方式连续制作，参与这个节目的有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学生，还有政党人物，当然也有在野党。

我不懂日语，听不懂电视中不同参与者都说什么。不过，从节目公布的电视画面可知，日本公民由于受到《宪法》关于对个人权力的保护，他们的语言和思想，是不受政治禁忌所压抑的。在连续数期节目中，有两期感触颇深，一期是由大学教授和在野党人士，与小泉政府内阁助手就参拜之事进行对话。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可以从电视画面上屡屡看到小泉纯一郎代表的尴尬表情，有时候甚至语塞得非常难受。另一期是电视台请来中学生和大学生参加对参拜一事的讨论，为了让这些还不具有丰富历史和政治知识的年轻人能迅速客观地了解涉及参拜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电视台在演播室的屏幕上，反反复复地播演了这样几组画面：一是二战结束后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审判的画面，二是小泉执政后几次参拜靖国神社的画面，三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韩国总统卢武铉代表亚洲人民反小泉参拜行为的画面。

可我们知道，小泉是日本国国家首相，如果是在一个有政治禁忌和思想禁忌的国家，这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虽然在我们看来，小泉纯一郎是一个没有正义感和政治良知的人，但他毕竟是日本国的政府领导人。

8月15日那天，很早东京就下起了中雨，日本NHK电视台直播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整个过程。对我而言，在痛恨和反感小泉这一行为之外，印象颇深的是，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小泉下车时，一些背着旅行袋的普通游客，拿着非常普通的数码相机，抢着拍摄小泉纯一郞下车走进靖国神社的情景。在小泉与普通民众乃至游客中间，只隔着几个身着深色西装的保镖。

前些日子，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平民化的西方”，其中说到法国前总理朱佩，说他是个工作狂，他当外交部长时，一次访问美国，在一天时间里安排了近10个约会，弄得连坐下来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朱佩便在去赴约的路上拿着一块三明治边走边吃。当上法国总理后，一次到地方上去视察，在接受采访的电视画面里，人们居然能看到他手里拎着一只从超级市场带回来的普通塑料袋。数分钟采访过程中，朱佩始终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一样拎着那只塑料袋，可是在他的身旁，既有助手又有警卫，就是没有一个眼明手快的下属为这位法国总理接下这只塑料袋。

可回想到国内，“拎包的”，差不多都快要演变成了一个很明确的阶层和群体。摆脱了封建专制后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平民化的政治，关于这一点，也应该是世界摆脱封建专制历史以后，人民主权政治的长期期待和永久愿景，但困难在于：它是需要由伟大政治家亲身实践来完成。

十、《宪法》

日本东京的8月，气温很高，只要呆在宿舍里，就必须开着空调，可东京的电费是很高的。出国时，因没有出去游玩的打算，所以也就没有换多少日元，而学校发的生活费又仅仅够一个月拮据生活之用。为了减少用电开支，只要不是感到疲惫而不想动弹，我便去“college town”专门为入住者准备的学习室看书。学习室楼下有图书室，楼上是学习兼阅览、上网的地方。有时看书看累了，就会去翻翻那里的图书，但阅览室和图书室的书多是日语的，好在日语源于汉语，连猜带蒙地也能看一看。有一天，无意中翻了一本日文书，书名叫《伊腾真的明快日本宪法》，出版日期是2004年，作者署名为：“伊腾真、伊腾熟”。这是一本日本宪法的简易读本，其内容主要是对《日本宪法》的重要条款进行说明和解释。虽然说整本书都讲宪法，内容应该是非常严肃的，可是书的版面和语言表现却又是非常轻松的，书的每页顶端配有卡通画，宪法中的每一个关键词条，都由卡通人物的生动动作和对白表达出来。

这本书根据《宪法》要义，公开阐释作为人与生具来的权力，界定公民与法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竭力回忆国内是否有与此相同的书，可想来想去，总是想不起有类似的著作。在国内，应该说宪法知识实际是没有平民化的，公民的宪法知识水平非常有限。

更令人觉得可悲的是，一些政府官员、执法者也不能以神圣理念来遵行《宪法》原则。这是不是跟我们没能大张旗鼓，或以简明活泼的方式向公民宣传《宪法》有关呢？

不管我们的理论上如何强调政府服务于民众的意识，但在管理社会的实践中，政府要真正践行人民主权原则，就必须遵行而不是违背《宪法》，而这集中体现在政府官员的宪法水平、政府各级组织的行政方式和行政程序上。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这句话落实到管理社会的实践中，不仅仅是一种共和制度下的《宪法》理念，而是需要表现为：真正代表多数民意的表决法、公正的选举法以及完备而独立的司法制度。

2006年10月19日，《新文化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长春启用市政府新楼，公务员宣誓忠于人民”。我不知道长春的办公楼修建得是否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匹配。不过，我倒是看到过云南红河州政府新建在蒙自县境内的政府办公大楼，也体会过就建在云南省政府前面的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大楼。这些大楼就是现成地平移到纽约的曼哈顿，其豪华程度也绝不会“自形残秽”。可云南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根据最新统计，云南省有73个贫困县，其他非贫困县还有500多个山区乡镇处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十五”期初，云南省贫困人口达到1022.1万人，即使到2005年，云南省贫困人口仍然有737.8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仍然在10%以上。 2002年冬天，我到过云南迪庆州维西县的一个拉祜族村民的家，一家四口人，一张床，一口锅，一间四壁透风的木板房，按当地生活水平来对其一家的总财富进行价值计算，估计不会超过五百元。当然，我不知道红河州政府官员和昆明市五华区的政府官员们在豪华办公楼建成之际，是否也作了一番“忠于人民”的宣誓，不过，我倒是希望没有，如果有，那实在太滑稽了：拿着千万乃至上亿由纳税人缴纳的钱，以活生生的贫困民生为背景，政府官员们建起了自己的豪华办公楼，然后在这楼前宣誓说：“我要忠于人民。”

什么是共和政治制度下的人民主权原则？就以上面例子讲吧：政府是谁？是人民花钱请来的“管家”。如果这种关系是得到社会制度所承认的，那么当政府花几千万或上亿纳税人的钱去建造豪华办公楼时，应该有科学的表决程序来确保“主人”有最后的决定权力，而这不是大有政治做秀味道的“宣誓”仪式可以实现的。政府花如此巨额的财政预算去建一栋豪华的办公楼，是由政府自己说了就算，还是应该由人民说了算？再以我们的政府官员乘坐豪华轿车来说吧，有没有一种立法或表决制度完成这样的使命：如果一个政府官员群体，非要每人花几十万纳税人钱买一辆豪华骄车坐着，才能为人民服务，那么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就有权力直接辞退和署罢免这样的政府官员？等等。

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的书店里看到过北京大学丘小平教授著述的一套美国宪法研究，美国宪法的确值得世界来研究。有人对美国社会今天的成就做过这样的推理：高度的社会文明奠基于政治文明，而政治文明的形成又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关系：首屈一指原因是美国有一部好的《宪法》；之所以有一部好的宪法，得益于好的宪法精神，即美国《独立宣言》；而之所以能产生一个能真正反映人民之独立自由意愿的《独立宣言》，又得益于美国在开国之初拥有一大批高瞻远瞩、公而无私的伟大政治家，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丘小平教授关于美国宪法研究方面的著作，的确是值得所有关心社会、关心民生的人去认真研读的。可研读那样的书需要有很深厚的政治学和法学基础，属于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的文化人所能享用的读本。

一部平民《宪法》本身，除了包含很人文的政治思想内涵和政治原则外，同时又应该是社会各个方面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或“契约”，所以，它应当有充分平民化的内容和平民化的理解，这就是说，《宪法》研究与解释，应该具有开明、适用、具体的形式要求。

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和政府的任何一个人，不过是承担纳税义务的公民请来的“管家”，美国《独立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对这一点讲得是比较深刻的：“……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这个思想来自于卢梭、约翰·洛克这样一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它讲清楚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试想，如果一个“管家”对他的“主人”说：一、你只能雇用我作你的管家，你不能选择；二、雇用多少人、开多少工资得由我来决定；三、我如果出于管理你的事务而贪污了你的财产，滥用了你给我的权力，你不能辞退我……，如此等等，谁还会说这样的社会关系构成是一种理性、文明的结构呢？如果在上述关系构成中，用“人民”来替换 “主人”，用“政府”来替换“管家”，谁还能证明这种关系能真正体现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呢？

很显然，对于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能否以最平民化的方式将宪法原则和宪法思想告诉给每一个公民，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

　　　　　　　　　　　　　　　　
　　　　　　　　　　　　　　　　　2006年10月21日星期六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