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性人口部落的悲剧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部落(本文用部落来涵盖包括社区、社团、政党、企业、国家等,所有社会团体)历经沧桑,却没有办法纠正本部落显而易见弊端,从而脱离低级愚昧状态,跟上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

只要人属于生物范畴,就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动物特征,即生物生存本能与传宗接代的欲望。这就是人的动物性。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动物性。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或者原罪论,都没有正视人首先是生物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

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思想并且由此产生理性。所谓理性就是人能够超越动物本能,从长远的、环境的、团体的、社会的利益着眼,取舍自己的观点与行为;并且能够运用常识,预见和推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某些动物也表现出团体协作的行为,比如说狼群协作捕猎,但那是为了在生存竞争中胜出,进化而来的本能。

比如说,就扔垃圾而言,一个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的人就是一个被动物性掌控的人;而一个不乱扔垃圾的人,则有可能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如果他不乱扔垃圾,仅仅是因为要被罚款,或者慑于有权威的他人在场,他还是一个由动物性掌控的人。如果他不乱扔垃圾,是为了给其他人保持一个清洁的环境,或者意识到如果人人都乱扔垃圾,他自己所到之处也很可能是肮脏丑陋的,那么他是一个具有理性的人。

为了以下讨论方便,在此定义两个新名词“动物性人”与“理性人”及相应的文化概念。

动物性人:一切行为动机围绕自身眼前利益,不顾自身行为对环境、他人、社会,甚至自己长远利益的影响。不能够运用常识,预见和推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守规则,并随时准备破坏规则,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从众,人云亦云。对社会公正漠不关心,觉得与自己无关,只顾满足自己欲望。动物性人要么没有文化,有文化的话,也是动物性文化。动物性文化是动物性人形成群体后的共识。

理性人:在顾及自身眼前利益的同时,考虑到自身行为对环境、他人、社会,以及自己长远利益的影响,并且能够调整自身行为,甚至放弃自己的眼前利益。能够运用常识,预见和推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自觉遵守规则,崇尚平等公正。独立思考。有社会责任感,追求精神满足。理性人的文化是理性人形成群体后的共识。

每个人天生就是动物性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教育(包括家庭的,人文环境的影响),他就会按动物本能行事,很难超越他的动物性。一个部落里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的话,就表现为群体的动物性。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公开的,大规模的种族屠杀都发生在相对未开化的族群。南苏丹和卢旺达出现的,极其残忍的种族屠杀,就是最近的例子。这类屠杀对屠杀者的长远好处可能是提升了自己部落的生存空间,但这个原由大概只能用在人类普遍吃不饱的时代。当人类的生产力已经足够养活所有人,这种像黑猩猩一样的部落间屠杀已经没有了必要性,反而会造成部落间永无止境的冤冤相报。有文化、文明的部落早已经学会了用谈判解决矛盾,用规则约束对方与自己的行为,用贸易互通有无,增加财富与幸福。

另外,有好些原先是被殖民的部落(包括南苏丹和卢旺达)在把殖民者赶走后,反而陷入了混乱、饥饿与互相残杀中。这些部落文明程度比殖民者落后,人们面对殖民者离开后出现的权力真空,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从而无法使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在以上场景中,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在身体构造与功能上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所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文化。被殖民者没有文化,或者有文化,但处于低级阶段。比如说,他们解决争端的方式是杀戮,而非谈判;管理同类的方式是暴力与恐惧,而非法律与道德;看见别人有他们自己没有的好东西,他们本能的反应是抢夺或偷窃,而不是公平交易或创造……。如果说,殖民者也是靠暴力和掠夺对付被殖民者,他们起码不会用同样方式对付自己的同胞。如果碰巧他们那样做了,这只能表明批殖民者的文化还没有进化到理性阶段。

从动物性人上升为理性人,主要是通过教育,加上有自身悟性的配合。这里所指的教育,不单单是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对于理性思考能力的培育;也不单单是学校与自我教育,还包括整个人文环境的熏陶。如果一个部落的教育体系只是着重于知识灌输,不重视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并且部落的人文环境充斥着动物性观念,这个部落是不可能培养出大批理性人的,而是培养出大批有知识的动物性人。他们具备知识,但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只能看到自己的、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长期的、环境的、社会的利益。“叫兽”一词生动地描绘出一个看起来拥有高等学府层次学术水平的人,实质上却是被动物性掌控的人。

如果说,从猿到人是生物机能的进化,那么从动物人到理性人是观念上的进化。从群体角度来讲,一个部落的进步程度,具体表现在部落文化上。

2008年,中国发生了三聚氰胺事件。在奶制品中被查出三聚氰胺超标的有22家企业,其中包括三鹿、蒙牛、伊利、光明。所有国内著名奶企被此丑闻一网打尽。卷入的生产企业跨越五个省市;有毒奶粉就有几百吨;受害婴儿过千名。不难料想,这个事件的知情者应该有成百上千,包括奶农、产业工人、企业管理者、政府工作人员。可是,最后捅破这件事情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纽西兰人。而且,纽西兰人在先向地方政府举报不成功,努力六周后,无果,不得不直接向北京政府举报,才成功捅破这件事。

除了三聚氰胺事件,中国食品行业中,类似人为加入有毒物质的事件层出不穷,绵绵不绝。如果这是一个部落针对另一个部落的战争,那么中国人可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然而,发起这场持久战与游击战的,正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陷入了互害的恶性循环。这其中除了制度因素,不能忽略的是文化因素。

中国人的国学经典(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儿童国学经典诵读:增广贤文》)里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样的句子。不难料想,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善良者被认为是傻瓜;昧着良心发横财者倒成了既有智慧,又成功的人士。
再看中国经典“智慧”:“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霜”。由此,中国人看见别人作恶,当做没看见,只要受害者不是自己人就无关紧要。三聚氰胺事件有这么多人卷入,茫茫神州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这种残害婴儿的罪恶,而要靠在十万八千里之外,身处南半球的纽西兰人。

中国文化是这样激励人读书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人生目标比动物固然高级一点,但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找个漂亮健康的配偶,拥有个好一点的窝,满足自己的欲望与本能,最终成为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诸如此类的所谓人生“智慧”,在中国文化中不胜枚举。其主旨就是只管自己利益,不讲公正,不守规则,甚至不管他人死活,并且将动物的欲望与本能包装成冠冕堂皇的人生目标。问题的关键不是自私本身,而是自私到极端短视,看不到这种不管他人死活的作为会很快报应到自己头上。卖三聚氰胺奶粉的人,没料到自己吃了浸了甲醛的白菜;卖甲醛白菜的人,没料到自己吃了浸过敌敌畏的咸肉;卖敌敌畏咸肉的人,没料到自己吃的那条活蹦乱跳的鱼,原来被加了孔雀绿……这根由互害的有毒食物组成的链条,足以行成一条张牙舞爪,口喷地狱之火的中国龙!

这类极端自私而短视的文化,就是典型的动物性人的行为方式的结晶。这类人虽然肩膀上扛着人类的大脑,但是思维能力只比动物的水平高了一点点,却还沾沾自喜,以为掌握了人生智慧。他们看不到自己行为给整个社会与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会反过来毒害他们自己。这类人中的渔民,会开着拖网渔船,横扫整个海域,将海中的大大小小生物一网打尽。他们在将海洋生物断子绝孙的同时,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不会造成自己断子绝孙!

无可否认,中国文化也有理性的成分。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都显示出理性的光辉。但是从三聚氰胺事件中,在这整条链上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自己家人千万不要碰(毒奶粉),同时尽管施于别人家的婴儿;所有知情人都只顾自己的“利”,而完全置“义”于不顾,是真正的“小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场景。中国五个省的奶企的整个供应链,从奶农、农场,到生产、检验部门,以至政府相关部门知情的人中,几乎不存在理性人,而只有动物性人;或者,动物性人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极少数理性人孤立无援,无法有效地反对或揭露他们的行为。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蔬菜、水果、腌制肉、淡水鱼的产业链里。动物性人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有毒食品才有机会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地被发明、被生产、被流转、被销售。
由此,很容易推想出,这类动物性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场景,不可能只是碰巧出现在食品行业,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地震中倒塌的教学楼的墙和柱子里没有钢筋,或者钢筋很细,并且水泥里面掺了太多沙子,根本不满足相关建筑规范;用装过化工产品的旧塑料桶作为原材料,制造居民楼供水水管;明星们毫不知耻地为假冒伪劣产品代言;面对这一切,媒体不做声,有关部门不作为……

这一切行为背后的根本源泉是这个族群的文化对于金钱与权力的普遍崇拜。这种崇拜成为人们的实质上的信仰。中国人过年听到最多的声音是“恭喜发财”;做得最多的动作是发红包和收红包;最声势浩大的炮竹是在迎财神的时候。钱与权几千年来一直纠缠不清。追求权力,或者向权力靠拢是中华好男儿的一贯追求。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从动物对食物的不倦追寻,到人对于金钱的崇拜,从社会财富积累来讲,确实是一种进步,然而这一进步仅仅是因为金钱可以换取人的物质需求,最终目的只是停留在为了满足作为生物的种种欲望。在这个意义上,人高于动物的仅仅是手段上的高明。动物追求权力,为的是基因传承的优胜劣汰。狮王或者猴王在一个群体中至高无上,并拥有所以雌性的交配权。在人的社会中,权力不但会带来金钱,也是性感的,彰显着在斗兽场中胜出者的“强者”基因。“强者”拥有越大的权力,就越有机会拥有更多的异性。所以无论对金钱还是对权力的崇拜,都是动物欲望在人群中的延续。帝王的权杖、旗帜、黄袍等等显示权力的摆设,都不过是狮王头上威武鬃毛的升级版。只达到这类境界的人,都只是在肉体上进化成为人,在精神上还处于动物阶段。

有人会争辩说,以上这种动物性文化是制度造成的。确实,权力不得到约束的制度会强化这样的文化。但如果一个社会中动物性人口占据绝对优势,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废纸。许多文化落后的部落,一再企图建立民主政治,但却一再出现强人政治,就是这个原因,比如俄国。前面提到的文化落后的被殖民者,在赶走文化先进的殖民者后,本来他们可以借鉴殖民者的制度,建立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社会,然而多数都失败了,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动物性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人们自然而然按着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行事。拳头、刀把子、枪杆子就是规则。即便是有纸上写着的规则,也不过是花瓶、摆设。拥有最强武力者随时可以修改规则,或者随意解释,歪曲规则。少数理性人,面对压倒优势的动物性人,根本不可能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规则,并且始终如一地贯彻既定规则。这种动物性人的表现,就好像没有经过教化的小孩子,玩游戏输了不服,耍赖,直接掀棋盘。Z国的M发动文革,就是典型的掀棋盘行为。M之前搞砸了,将实权输给了L,但却不甘心,于是掀掉棋盘,把一切搞乱,再把L打翻在地,最终夺回权力。然而,L同样也是动物性人。在自己没有被打翻在地之前,他曾经宣称,规则是针对被统治阶层的,不适用于他这样的统治阶层。等到自己被打翻,他才把规则翻出来,以求保命。已经太晚了!类似的统治者,无论打着怎样光鲜的旗帜,摆什么谱,都不过是脱了毛的猴子(裸猴),内心深处遵从的是丛林规则,只顾在自己得势的时候,耍威风,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看不到自己万一失势,又将如何?他们心智的进化程度,根本无法理解在人的社会里,建立并且遵守公平公正规则,不只是保护一般民众,也保护掌权者。

当这类裸猴在一个部落占据绝对优势,这个部落少数理性人无可避免地处处被排挤、被打压,最终要么被迫以动物性人的方式思考,要么被消灭,要么逃亡。这类部落也就自然按照裸猴的行为方式行事;常常做出及其短视的,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荒唐的决定;悲剧的不断发生也就水到渠成。部落作为一个群体的心智发展也就进入动物性人的死循环。

反观历史,这类闹剧与悲剧比比皆是。为了争夺部落领导权,它们给对手罗织耸人听闻的罪名,不但要把对手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本来中间派的裸猴们,为了向得势的裸猴表衷心,就顺势对被打翻的那一方落井下石(它们不懂得换位思考,不懂得保护对手的权利,就是保护包括它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为了在裸猴王前争宠,裸猴舔菊挣先恐后,有唱颂歌的,有跳媚舞的,甚至有敬献自己子女身上肉的(它们只有生存本能,没有人格尊严);它们只想听赞同的话,不愿听不同意见,最后造成一个漫布着谎言,少有真话的社会(它们意识不到,只有听到不同意见,经过不断的辩论,它们的认知才有可能不断地接近真相与真理)。

这样的一个部落,就难怪不断地做出荒唐的决定,即便是召集了几千人,开一场像模像样的会议,也避免不了产生一个荒唐的、非理性的决定,因为这几千人几乎都是来献媚,来摆样子的,即便有不同想法,也不敢说出来。面对占绝对优势的动物性人群,理性人要是不屈服,降格为动物性人,就难以逃脱被动物性人联合起来围攻的命运。由此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比如说,Z国1958年农业大放卫星,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那些荒唐到极点的谎言,直到有大批人饿死;Z国1959年的P帅在部落高层会议被围攻的命运,虽然他的观点是对的,不少人在内心深处也知道他是对的,然而最终大多数与会者的动物性占了上风……这样的部落注定在大多数时候做出短视的、不理性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决定。

一个部落的动物性人口与动物性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部落中,动物性人口占了优势,动物性文化就会占上风,反之亦然。这样的部落没有办法自动纠正错误,自我完善,在重要历史性关头,作出理性的选择,而是往往处于一错再错的恶性循环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南美、亚洲、非洲,及东欧国家,经过了许多轮的革命,政权更替,依然跳不出这种循环。即便某些部落经济有过快速发展的过程,但最终还是撞上南墙,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快速摆脱这种循环,不再继续在动物性文化中折腾,等待缓慢的、内生的文化上的进化,只有引进外部理性文化。胡适先生正是看到了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所以竭力推动新文化运动,而不热心于“革命”、“主义”。 鲁迅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弃医从文,也是看到中国文化上的落后,力图用文字唤醒中国人。

人类的进化,不只是身体机能的进化,还是文化的进化。从人治,到法治,背后的文化进化是:大多数人认识到只要有一个人的利益可以被强权恣意侵犯,那么其他人都是不安全的;只有制定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规则,并且大家都遵守规则,每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从无商不奸,到企业家建立诚信品牌,背后的文化进化是:消费者看重质量与商家的信誉,不贪便宜,认品牌;做生意的不只想着赚一票就溜,认识到只有建立诚信品牌,才能使自己的事业可持续发展,才能不仅赢得财富,还赢得美誉,更获得成就感。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一人一票选举政府领导人,背后的文化进化是:多数人不再甘于服从强人意志的奴仆地位,意识到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利参与部落的事务;部落领导人不是他们的主人、大救星,而是他们聘请的管家;同时,强者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不可能永远都是强者,倚强凌弱并不是一件令自己感到自豪的事情,作为强者应当承担扶持弱者的责任……

以上提到的进化了的文化,都是当今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成分。然而,西方也是经过了文艺复兴的过程,才进化出如今的成果。西方文化的成功进化,不光是西方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很多国家因此受益。当初日本之所以从亚洲国家脱颖而出,最主要得益于“脱亚入欧”。首先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在其所着《 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日本之外,亚洲但凡比较先进的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无不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它们都有被西方(包括西化后的日本)殖民的历史;它们的精英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

再来看看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有好些国家(无论政治制度)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最终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的主要现象是,有关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发生经济体内需不足,生产效率的提高低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创新不足的现象,最终造成经济发展停滞。这些都看似是个经济问题。但“内需不足”的背后,是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大多数人消费能力低下。这个现象的后面,就是缺乏社会公正平等。“生产效率的提高低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的背后,是对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缺乏保护,不公平竞争,政府、司法的腐败。“创新不足”的背后,不光是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缺乏思想之自由,资本流动之自由的结果。可见,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保障公平、公正、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之制度的建设与执行;而这种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有赖于社会具有对公平、公正、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文化的普遍共识。这种普遍共识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理性文化人口占据优势。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部落的先进,首先是文化的先进;一个部落的落后,主要是文化的落后。文化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姑且称之为“文化中心论”)

对于这个结论,最明显的反例似乎就是,统一前的东西德国、南北朝鲜、中国大陆与台湾。因为这三对地区的人都是同样的民族,同样的文化,但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解释似乎是,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部落先进与落后的根本因素。

然而,首先一个事实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公有制度在全球范围都只在比较落后的部落成功建立。西方发达社会虽然有过社会主义思潮,还终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大家都已经认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每个人都要守法。在此场景下,没有人或组织试图用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以建立公有制;而唯有大多数人自愿贡献出自己的财产,才有可能建立公有制度。同时,真正拥有资产的资本家,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自愿献出财产,最多是捐一部分财产做慈善。因此在发达国家,公有制度不可能在整个国家范围建立起来。反之,在落后国家,丛林规则主导,人们不尊重个人权利与财产,用暴力剥夺富人财产,建立公有制成为可能。而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成为管理者所有,管理者并不严守仅仅是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建立公有制部落的前提就是动物性文化主导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西德、南韩、台湾先后实现了快速发展,进入发达社会,并拥有前文所提到的一些理性文化社会特征?这是因为这三个地区都是私有制度与西方文化(西德、南韩都有美国驻军。这三地的社会精英都受西方教育,吸收西方文化)的结合,不但给了商业充分发展的机会,还提供了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且两者相辅相成。这其中私有制度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先进文化的影响,或本土文化的进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每一个私有制度的部落都能进入发达社会行列。反之,东德、朝鲜的公有制度不但限制了经济发展,还最大限度地剥夺了人身自由(见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并且屏蔽了西方文化。由此,文化不但得不到发展进化的机会,还发生了倒退。文化的倒退也使得制度的弊端难以得到纠正。一个人人崇尚丛林规则的社会,所有的法律都成为遮羞布。文化与制度构成相互牵扯的死局。

中国大陆是这三对中的一个例外。中国大陆虽然也经历了同样的吃不饱饭,物质短缺的过程,但在引进部分市场经济后,经济得到大发展。不过,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大陆基尼系数的官方数据已经超越了0.4警戒线,接近0.5;民间数据已经超越0.5(收入差距悬殊的标记)。这显示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同时,中国大陆维稳费用超过军费,显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相比之下,台湾不但人均GDP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社会财富分配也相对平均,已经进入发达社会行列。两者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本文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种种动物性文化的表现,显示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保证文化进步。当制度限制了文化发展的自由,并排斥先进文化的引进,本土文化的进化不但停滞,还发生倒退。在此场景下,可以毫无悬念地预测,中国大陆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首先,建立公有制部落的前提就是动物性文化主导的社会;其次,如果制度对文化自由发展构成约束,而且摒弃先进文化的影响,那么从动物性文化到理性文化的进化就会停滞,甚至倒退。文化是一个部落进步与否的原因,也是结果。就好比是一个人的智慧,是他获得成功的原因,也是结果,因为一切个人成功并不止步于他的成就、财富、名誉,而是最终归结于他的人生智慧。

想象一下,如果在1620年,五月花号轮船上的第一批美洲移民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还会有现在的美国吗?或者美国还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可以百分之百断定,如果是中国人先占了北美,肯定会出现一个王朝!

一个动物性人口占绝对多数,并由此类人口掌控的部落。其文化的理性发展必然遭到压制,外部先进文化也会遭到屏蔽。这样部落只能在动物性文化所导致的一系列以动物本能驱使的野蛮行为造成的悲剧中循环往复地挣扎。

刚刚过去的512纪念日(变成“感恩日”),以及512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唐山地震,都为以上这句话做了的注脚。真是,动物性文化“恒久远”,悲剧“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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