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义的现世报-起始篇

正义之神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但不等于她就没有一般神的因果报应对人的约束效用。正义之神对于非正义行为的报应是现世报。这种现世报应在作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般人只是不知道，等到领悟时，往往已经太晚，或者永远没有领悟，以致贻害子孙。
物理定律里有作用与反作用，其实同样的定律也适用于社会生活。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只是宗教上的因果报应，也同样反映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说法是由日常经验总结，再进一步同神灵联系起来，成为宗教的训诫。
凡是无神论者，理论上都不会相信因果报应，认为只要不被人发现，做了非正义的事不会产生对自己不利结果。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有能力搞定司法的人来说，比如叫嚣“我爸是李刚”的那类人，既然司法已经是自己手上的玩物，他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呢？没有神灵的约束，自然可以无法无天了。退一步来讲，一个无神论者，即便作恶被捉住，也不会认为是因为报应。
一般作恶
作恶没有被发现，没有受到惩罚，肯定有，而且到处、时时在发生。比如说，一个人偶然偷了一个包子、一本书，没有被发现。那么除了最初的一点内心不安外（也是报应），好像很难说这个人会得到其他真正有意义的报应。然而，当一个人已经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在没有受到惩戒之前，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会自己反省，然后停止偷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相信在所有被抓的小偷中，第一次偷窃就被抓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第一次不劳而获的甜头会如毒瘾，一再地引诱初出茅庐的小偷再展身手。最初的不安会渐渐隐退（最初的报应，是较小的报应），胆子越来越大，当然手段也可能越来越精。但只要是一再地偷，被抓住只是时间问题。只要贪欲不停止，偷窃、抢劫、贪污、窃取权力等等的行为就不会停止，而且在被抓住以前会越做越大，直到被发现、揭穿为止。中国社会这两年被揪出的大老虎们就是最新的例子。
当然，一定会有没有被发现的作恶者，一些作恶者到死都没有被发现。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完全逃脱了惩罚，没有遭到报应。报应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
一个作恶的人，时刻要担心自己的劣迹暴露，要编谎话掩盖；万一有目击者，就要封住目击者的嘴。为了掩盖罪行，作恶者很可能犯下新的罪行。犯下新的罪行之后，又可能要将前面的做法再重复一遍。所以，作恶无论是出于贪心，还是为了掩盖罪行，都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在这条不归路上，即便从不失手，也难以真正过上安心的生活，除非作恶者心理变态，可以从作恶本身得到快感，就像那些著名的系列杀手一样。一个连安全感都缺乏的人，如何会有幸福呢？！

另外，作恶的终极目的多半是为了物质享受。不过，靠作恶得来的财富，如何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呢？即便瞒得过一般人，如何又瞒得过自己的家人，亲近的朋友。他要么极度孤独，要么失去亲近人的尊敬，要么拉家人朋友一起参与作恶。然而，谁会享受和一个明摆着的坏人在一起的时光呢。无论坏人好人，都喜欢和好人在一起，因为和好人在一起有安全感，可以信任；和坏人在一起，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起恶念？什么时候把你卖了？
作恶于环境和制度
如果作恶者的作恶行为破坏了环境，或者利用了社会制度性缺陷作恶，或者干脆就参与建立和维护一个自己可以从中渔利的恶的制度，那么他们的自己也可能最终成为受害者。
就破坏环境来说，无论是随地吐痰还是污染空气、水源，只要作恶者还要在这地方生活，他最终也是受害者。即便是吃特供的特权阶层，他难道每次出门都要带够特供饮用水？一日三餐都在特定的地方吃？时时吸着特供的空气？即便是他自己可以时时刻刻在特供环境下生活，他的家人也未必能能够做到。另一方面，享有这种特权的人，必然遭到社会上没有这种特权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嫉恨。因为这明显违反了人人平等的普世原则。这种特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恶的制度。而恶的制度如果不改，就必然面临被推翻的风险。所以在特权大行其道的国家，政府大楼戒备森严，百姓买个水果刀要实名登记。
无论作恶者是利用社会制度性缺陷作恶，还是干脆参与了恶的制度的建立，他最终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比如说，在一个人治社会，整人者也被整，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刘少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的时候，才想起宪法所赋予他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可是已经太晚了。当他的权力比要整他的人小，当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权力，他即便名义上仍是国家主席，实质上却连一个公民基本权利都没有。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人像蝼蚁一样踩死。然而，当他还是一个掌握实权的高官，他在土改、反右、四清等等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整别人的时候，他何曾考虑过被整者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他作为高官，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整起人来很爽、很方便。这个制度是他全程参与建立的。把最高领袖捧为神，也是他自己热衷的。最后，他被自己所参与建立的一切摧毁，凄惨地死去。这不叫报应又是什么？
最近的例子就是周永康案。作为前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的存在本身，就是司法不独立的标志。他在位的时候，公检法一把抓，人称政法沙皇，可见其权倾一时的威风，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为所欲为。谁要想整人，他真的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何曾想过要在制度上保证司法的公正独立。等到自己失势被抓，他自己也得不到一个公开审判的机会。这不叫报应又是什么？
退一步说， 即便作恶者在恶的制度中始终如鱼得水，利用制度的缺陷谋取了巨大的利益，他也未必有安全感，因为一个恶的制度必然是缺乏公平、平等、明确的游戏规则的制度，即便有所谓的规则，那也是可以任意解释和践踏的规则。在这样的人治社会，作恶者所赖以生存，并继续作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基础，就是他的领导。他必须始终揣摩领导的圣意；他必须精于拍马屁，献媚；他必须随时见风使舵、改变立场，做墙头草；他必须善于说假话，并善于识破谎言，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跟对领导。如果跟错了领导，他可能和他的领导一起毁灭，或者反戈一击，出卖领导，投奔另一个阵营。简而言之，他必须是个人精；他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一切以领导马首是瞻；领导要是指鹿为马，他也只能指鹿为马；他还要时刻准备好出卖别人。在精神上，他就是一个太监。一个人这样活着，累不累啊？这样的人生有意思吗？他还是原先少年时意气风发、怀有梦想的那个人吗？他需要有多少重的人格才能在一个恶的制度中如鱼得水呢？他的整个人生就是报应。
独裁者作恶
在民主社会，最高领导要做任何事情，无论意图好坏，都有独立的国会、司法、媒体团团盯着。他要做成点事情还真不容易，要为自己某点私利，几乎没门。
在一个人治社会，最高领导人即独裁者（或者是独裁集团）一开口便是重要讲话（圣旨），要推动任何事情，都要容易得多，因为所有以上对他形成制约的力量都不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最高权力。这样说来，他如果不行正义的话，如何会有现世报呢？
首先，多行不义必自毙。独裁者可能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打败，如果他挑起战争，如希特勒。他也可能被人民，或者内部力量推翻，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
其次，即便他在位时不被推翻，甚至一直做到死，他也面临很多困境。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整个社会奉他的话为圣旨，不同意见往往被压制，大多数人为了讨他的欢心，都会顺着他的意思，甚至献媚。独裁者越是刚愎自用、越是没有接受不同意见的气度，就越容易陷入被欺骗的境地。这样他就经常处于一群骗子、小人的包围之中，处于经常被蒙骗的情景，好事被极度夸大，坏事被尽力粉饰变成好事。某大国50年代末，一边纸上亩产万斤，一边饿殍遍野的荒诞惨剧，正是独裁者欺人在先，被蒙蔽在后的最典型例子。
由于属下都要顺着他，独裁者的一举一动都事关重大，责任也重大。做好了是他的功劳，做坏了他不但难逃干系，往往还是罪魁祸首。当然，他在位时，舆论工具都是他的喉舌，即便是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人，造成易子相食的惨剧，也可以说成是一个指头（错误）和九个指头（成绩）的问题。但是只要他没有得老年痴呆，他自己还是清楚即便他逃过了现世的审判，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世人之所以没有说破他皇帝的新装是因为怕他，而不是真正服他。
另外，独裁者，或独裁集团本身就必然是个特权阶层。很多人都会想要获取这种特权，所以自古以来宫廷权力斗争就是残酷、诡秘的。这实际上是一项风险最高的工作。从秦始皇到金三胖，争夺专制权力的阴谋就没有停止过。金三胖用高射炮来杀死他认为不忠的属下，显示出的恰恰不是他的自信，而是他内心的恐惧。
再者，在现代社会，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会认为独裁者的权力是正当的。而独裁者再也不能用天授统治权的神话来蒙蔽大众，而只能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来说明自己独裁的正当性。建立在谎言上的独裁统治，就好比建在沙滩上的城堡，倾覆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前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倾覆就是实例。正因为这种统治是如此脆弱，现代独裁者才用尽一切荒诞的办法，一边将自己装扮成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掌握宇宙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能用步枪打飞机, 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个人或集团；一边要拼命愚民，同时封死一切不同的声音和真相的传播，将所有威胁到他们独裁统治的人，捏造罪名，关进监狱。
由此可见，独裁者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很脆弱，他的龙椅是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不知道哪一天，他就会被汹涌、滚烫的岩浆吞噬。某大国领导层开个大会要在那城里禁止放鸽子，平日里老百姓买把水果刀也要登记在册。这分明是独裁者的内心极度恐惧的表现，哪里还有什么自信。他(他们)每一天都在靠谎言和暴力维护统治,时刻担心谎言被戳穿，全天候地用尽一切办法蒙住人民的眼睛，捂住人民的嘴。这难道不是行非正义的现世报吗？
除了现世报，没有一个作恶多端的独裁者会逃脱历史的审判，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遗臭万年。
总之，无论是在哪个层面行非正义，作恶者都面临恶行被戳穿的恐惧，如果是作恶于环境或制度，他们也同样不能逃脱恶的环境或制度所带来的恶果。整人的，也会被整；维稳的，也会被维稳。在一个恶的制度下，谁都是不安全的。作恶的独裁者更要受到历史的审判，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