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工作与职业

来源：草根精神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劳动是对人类的惩罚：“用你额上的汗水换取你口中的面包。”因此劳动是奴隶的专利。奴隶不仅要从事体力劳动，还要接受脑力劳动。比如古罗马的语法学家和算学家都是奴隶。中国传统比较鄙视体力劳动，而比较推崇脑力劳动。中国古语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人就是脑力劳动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在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中居于首位。当代中国人之所以过分看重高考，仍有对脑力劳动传统崇拜的嫌疑。
马克思主义者将人类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依靠出卖自己劳动力领取工资的人，资产阶级就是依靠财产赢利生活的人。从道德角度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后者剥削前者的劳动剩余价值，是剥削阶级，前者是被剥削阶级。在资产主义尚未启蒙的中国，这种分类法被推广进入农村，家庭劳动力缺乏的小地主作为剥削阶级普遍受到剥夺和迫害，而没有土地的雇农和懒惰破落户作为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精英领袖。
机器的发展正在大大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距。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过去几个世纪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繁重的体力劳动基本已经都被机器代替。机器取消了大量需要技巧和技艺的手工劳动，代之以枯燥乏味的流水线作业。而且更先进的机器人技术也越来越普及，“工人”的工作就是监控机器人，与传统劳动中的技术员或工程师类似。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现代职业也正将传统的工具型职业人格提升为技术型职业人格，甚至是专家型职业人格。一个体力劳动者同时也必须是个脑力劳动者。
在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体系中，艺术家是唯一保持着传统手工业者特点的一种个体型职业。艺术家的工作与手工业者的工作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从技巧而言，他们是相同的，都需要经过老师指点和自己刻苦钻研训练。技巧与天赋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莫扎特、梵高、雨果等艺术家，我们不能不承认天赋的意义。一般说来，艺术家经过长期努力和经验积累，掌握了技术技巧，并形成自我的风格之后，他便可以完成他想要表现的东西了。只要提供足够的工具和时间，他就可以完成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
对传统手工业者来说，掌握技巧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国将手工业者称为匠人，匠人依赖手艺“吃饭”。艺术家与匠人是不同的，技巧和技术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就好比诗不仅使用文字书写的，也是有感情书写的。只会使用文字的叫写手，善于用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叫作家。艺术不仅具有完全人为的形式，也具有深刻的内涵，有创造力和感染力。贝多芬的交响乐倾注了作曲家的灵魂、思想、激情、痛苦和欢乐，所以这是艺术。对匠人来说，他更接近工具型职业人格；对艺术家来说，他则更接近专家型职业人格。
1795年，德国诗人席勒宣告：功利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偶像，所有的权力都必须为之服务，所有有才智的人都宣誓为它效忠。不错，人类从那一天正式走入了功利主义时代，今天的我们都是功利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资本主义批判者，但他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对任何物体来说，如果它没有功用，那它也就没有价值。”家具因为可以使人舒服休息，所以家具有用；木材因为可以制作家具，所以木材有用；树因为生产木材，所以树有用……功利主义将“人是万物的尺度”发挥到极点，人类成为万物的主人。大自然不过就是一块巨大的织布，可以任由我们裁剪缝制成任何我们喜欢的东西。
对现代人来说，职业已经不再是实现物质生活的唯一目的了，事实上人们把职业当做物质与精神双重追求的一个载体。职业与职业人格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复杂。在农业时代，职业意味着大量的体力劳动，因此职业几乎成为男人的专利。职业选择对男人的重要性与女人选择未来的丈夫相提并论，“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蒸汽机的出现使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机器开始代替男人的肌肉，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而脑力劳动者则越来越多。特别是电脑的诞生将我们载入一个光速的知识经济时代，不仅男人的肌肉在职业上彻底失去意义，甚至许多复杂的脑力工作也由计算机完成，女人与男人前所未有地站在了一个同一个职业沙场。与其说机器解放了人类，不如说解放了女人。
在职业人格面前，性别的差异越来越淡漠。智商、情商、能力等等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职业因素。教育的平等使男人和女人之间社会界限越来越模糊。当男人们喊出“像男人一样去战斗”时，说明男人在成功综合症的蛊惑下正陷入一场性别危机中而不可自拔；女人走出家庭成为白领，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齐头并进。家庭在这场职业化的大潮面前犹如一叶小舟般风雨飘摇。家庭越来越成为职业的累赘，而不是工作的目的。史提芬•金的电影《闪灵》以血淋淋的恐怖镜头为我们描述了这吊诡的结局。
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职业更重要，失业成为当代人最恐怖的噩梦。对职业的倚重和热爱使我们的生活彻底被颠覆，生活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是为了生活，这已经成为没有答案的哈姆雷特式的质疑。在推翻了无数暴君和压迫者之后，人类重新被一种叫文明和经济的东西奴役着，职业成为每个人的囚服，工作成为每个人的镣铐，当我们年老色衰之时，我们将被工作期满释放，褪去职业的盛装，这叫做退休。
周星驰在他的电影《长江7号》中，身为父亲的他反复叮嘱孩子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偷不要抢，不要跟人打架，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有用”指的对社会和对别人“有用”，“有用”即是人的价值体现，即使像他那样含辛茹苦的农民工。如果一个人对别人“没用”，那他就是“人类废品”。工业化以来，人的价值从未像今天这样脆弱虚无和充满危机。周星驰在他的另外一部电影中则自我安慰说：“你就是一个底裤、一张卫生纸，总还是会有用处的。”
“人类废品（HUMAN WASTE）”出自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秩序建构中，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同样，经济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人类发展到人权阶段的最显著标志就是越来越远离自然的人本身越来越无助，也越来越微不足道。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安排被设定。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写道：“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从前人类在奴役牲畜的同时，常常奴役自己的同类。如今的我们不再奴役，只有设置。当我们不停地设置机器时，我们也无法摆脱被设置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生涯就是被设置的过程：春天设置你开花，秋天设置你结果，仅此而已。
机器的出现，使人类终于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并不见得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它首先意味着苦难和艰辛。西方宗教认为，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诅咒不是罚他劳动和生育，而是让劳动和生育充满痛苦。劳动的艰辛是因为原罪。尽管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是贬义词，但那无疑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多数人的梦想。享尽人间富贵的统治者总要把自己打扮成废寝忘食日理万机的劳动模范。技术的进步终于打破了劳动的锁链，阶级消失了，每个人都概莫能外地成为一个职业人和劳动者，甚至总统和国王也只是人类社会必须有人干的一份高风险职业。无论是做什么，大家都在谋生。谋生就是赚钱的技术。谋生是唯一严肃而艰巨的事情。所有严肃的事情都叫劳动，所有不严肃的事情都叫玩，与劳动无关的叫爱好。爱好和玩乐与谋生无关，因此会受到严厉地谴责和打压。
在世俗的眼里，司机比作家更像一个职业。辞去教师职业在家写作的王小波，就曾经努力考取货车驾照。尽管死后赢得社会的崇敬和赞誉，但王小波生前却是失意落寞的，因为他是个失业者。职业社会唯一的例外是个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人们容忍他们在辛酸孤独中坚持自己的创作，而不是出于谋生。亚当•斯密说得极为坦诚：穷困潦倒的人常常被称为文人，对他们来说，公众的赞赏是主要的回报。正如中国古代的那个典故——软囊羞涩，事实上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是生于忧患死于贫困。
在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尽管维也纳到处都飘扬着莫扎特的音乐，但莫扎特还是贫病而死；梵高几乎是穷死的，尽管他死后作品价值连城；曹雪芹同样落魄不堪没有职业，但他却为200年后的许多掉书袋的冬烘文人找到了一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好职业，叫做“红学”。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德国人，叫卡尔•马克思，他同样也是那种贫困潦倒的文人，仅靠朋友的周济勉强糊口。很多年以后，无数中国人靠摆弄他的理论找到了一条轻松混饭的谋生之道，而且是“铁饭碗”。一辈子找不到工作的人在死后竟然为那么多人找到了工作，一个一辈子穷困潦倒的人在死后竟然为那么多人带来不可限量的横财，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