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万基夫，乌克兰
最近，我们营里的一个连队从乌东执行完作战任务回来。一个月前我遇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精神饱满，脸上带笑。现在，他们甚至彼此不再说话，也再也不脱防弹衣，而且根本不笑了。他们的眼睛空洞而黑暗，像干涸的水井。这些战士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战友，其中一个人说，他宁可死掉，因为现在活着比死了更可怕。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已经看够了死亡。
在2015年和16年，我在顿巴斯的前线作战将近一年，目睹了无数悲剧。但那些日子里损失的规模和现在完全不同，至少我所在的地方是这样。每个死亡都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并进行调查，我们知道大多数遇难士兵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也被公布在社交网络上。
现在是另一种战争，损失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我们已经没法知道所有死者的名字了，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死去。乌克兰人不断地哀悼失去的生命；在那些相对平静，没怎么受战火侵袭的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有一排排被钉起来的棺材。这些合上的棺材代表着这场残酷、血腥和似乎永无止境的战争的可怕现实。
我也有自己的哀悼。在战争中，我得知了各种朋友和熟人的死亡，这些人是我的同事，或者是我没见过面但在网上聊的很好的网友们。这些人并非都是职业军人，但许多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选择拿起武器。
我每天都会在Facebook上阅读讣告。每当我看到熟悉的名字时，这些本应该继续写报告，写书，在科研机构工作，救助动物，当老师，养孩子，烤面包和卖空调的人。他们去了前线，受了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PTSD，死去。
最近对我来说最大的打击之一是记者奥列克桑德·马霍夫的死亡。他是个有一些军事经验的无畏勇敢的人，我在网上认真地关注他。经常访问他的Facebook页面，看到他更新了就高兴——这表明他还活着。我关注着他的生活，仿佛它是暴风雨中的一盏明灯。但后来奥列克桑德牺牲了，一切都崩溃了。一个接一个，我得到了关于我认识的人死亡的消息。
奥列克桑德·马霍夫是乌克兰最著名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武汉和乌克兰南极站都工作过，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时间选择上战场，在5月4日的哈尔科夫伊久姆附近的战斗中阵亡，牺牲前一个月刚刚和女友求婚成功，梦想是生一个女儿并给她起名叫Yeva。
奥列克桑德·马霍夫的葬礼
我禁止自己相信我和我爱的人或喜欢的人能够活下来。在这种状态下活着是很难的，但接受自己死亡的可能性对每个士兵来说都是必要的。我早在2014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的手中还没有武器，我预感到有一天我将会拿起武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卢甘斯克地区波帕斯纳附近的前线度过的10个月里，我经常想到死亡。我可以感受到它安静的脚步和在我身边平静的呼吸。但有些东西告诉我，不行，这次不行。
现在，谁知道呢？目前，我在北部边境，切尔诺贝利禁区的一块地区进行巡逻和防守。虽然与白罗斯的独裁者的接近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这里比东部或南部更安全，我们部队的任务是防止3月份的事件重演，当时基辅地区的北部被占领，敌人用大炮轰击首都郊区。
作者本人，战前和战后
我已经准备好去前线。没有恐惧，也没有无声的恐怖，就像一开始那样，当我的妻子和儿子躲在我们基辅公寓的走廊里，试图在令人痛苦的防空警报和爆炸声中冷静下来，甚至睡着。当然，这也很令人悲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和我的妻子在一起，她和儿子还在基辅。我很想和他们一起生活，而不是死在前线的某个地方。但我已经接受了我阵亡的可能现实，而且这几乎是确定的。
跨过卢比孔河（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一个谚语，意思是已做好有去无回的打算，破釜沉舟）使我平静下来，使我更勇敢、更坚强、心理更平衡。对于那些主动地选择参战的人来说，也一定是这样。平民的死亡，特别是儿童的死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我并不是说平民的生命比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但是，要接受一个普通的乌克兰人的死亡是比较困难的，想想她正在过她的普通日子，突然被俄罗斯人杀死。要接受残酷的酷刑、乱葬岗、被肢解的儿童、埋在公寓楼院子里的尸体，以及对居民区、剧院、博物馆、幼儿园和医院的导弹轰炸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地下室里躲了一个月，在孩子眼前慢慢死去？如何接受一个6岁女孩被埋在房子的废墟下，最后死于脱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实？在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一些人被迫抓原本广场上的鸽子吃，冒着感染霍乱的风险喝水坑里的水？我想引用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话，即使战争不会像冰川一样不断到来，仍然会有普通的死亡。
但如何与死亡相遇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想相信，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21世纪的现代人，不会再死于中世纪的野蛮酷刑、流行病或集中营中的拘留。我们将为此而战：不仅是有权利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也有权利获得有尊严的死亡。让我们，乌克兰人，祝愿自己死得其所——比如说，当死亡到来时，我们被所爱的人簇拥，躺自己的床上。而不是死于俄罗斯的导弹在黎明时分击中我们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