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皇帝”唐骏身陷学历造假。根据现有材料，唐骏要摆脱公众的学历质疑和人们内心的造假认定，怕是有些困难，尽管唐骏还在坚持没有造假，甚至表示律师团队已开始相关运作，“必要时会向方舟子讨还公道”。
　　在唐骏学历问题这件事上，方舟子有何不公道可言呢？他一直在表述事实，说相关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名录、校友名录、博士名录，博士论文数据库，相关工商注册档案和专利档案中，没有查找到唐骏的名字。

　　唐骏自称获得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引起人们对西太平洋大学的考证兴趣。西太平洋大学因唐骏先生而暴得大名，实属有幸。如果这所学校仍然在办，如果这所学校真的曾经有权授予被认可的博士学位，完全应该授予唐骏先生杰出校友的称号。
　　我们说一个人与母校的关系，常常说“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我为荣”。在校以母校为荣，毕业为母校增光，按说，唐骏先生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令人遗憾的或者说令人奇怪的是，唐骏先生一直没有在公众中建立起他与母校的联系。
　　在人们的印象中，唐骏先生的博士学位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而不是西太平洋大学。唐骏说，“我从未说过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但人们在他的自传第一版中明白地看到作者“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字样。唐骏称这可能是编辑错误，因为他“手上的版本并无这样的提法”。嗯，这个说法，未免牵强了些吧。
　　即使我相信唐骏手上的自传版本没有明确表示“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字样，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唐骏一直声称自己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又隐藏了西太平洋大学的来历，直到方舟子持续质疑其学历，才亮明自己的母校来。你在回避自己的母校，你在反复表明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关系。如果众多读者因为你的叙述而认为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你是不是要说这只是他们的误解呢，而且这种误解如果不被挑破，是不是正好合乎你的期待呢？广布迷阵巧周旋，真的很有趣，很满足，而且将要继续下去吗？

　　唐骏有没有能力，与学历是否有假，这是两个问题。那些认为唐骏已经证明自己，不是靠学历吃饭，因而学历如何不值得讨论的人，要么是逻辑糊涂到家，要么是故意扰乱视听。一个人有能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学历。一个人不靠学历吃饭，不代表他可以随便叙说自己的学历。一个人坦然自信，也没有必要有意模糊自己的学历，或者故意制造别人对自己学历的误解。根本来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能力，但不可以没有诚信。没有能力是可以原谅的，没有能力不是错误，而没有诚信是不可原谅的，造假或误导则是错误。
　　说这是错误，还建立在唐骏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被认可的基础上。如果唐骏所获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本身就是不被官方认可的，也就是不正规的、不能作为有效学历证明的，而且唐骏先生除此之外并无另外一个正规的博士学位证书（例如名古屋大学博士），那么以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证书来表示自己拥有博士学位，就类似于随便从什么地方买一张委任状来自称部长，唐骏甚至难逃招摇撞骗的名声。西太平洋大学到底是何情况，尽管其学校历史沿革及办学情况颇不似一般学校那样明白，相信也不至于成为彻底的谜案。
　　一个像唐骏先生这样职业经历可谓辉煌的人，如果在学历上造假或有意模糊、误导或掩饰，不应该因其职业经历及其经历所体现的能力而获得特别的宽容，而应该因为他事业辉煌因而作为公共人物而遭到更加严厉的谴责。这不是是否珍惜人才的问题，也不是是否“唯学历论”的问题，而是是否有真伪认定和是非标准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因为“才能”而宽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著名人物被揭穿了的不诚实，那无异于说“我们配得上被欺骗”。

前天，贾宏声跳楼自杀。在他43年的生命里，他历经的大是大非和对生命的体验，已让他比常人多活几世，这样的人最易感悟，也易被视为非正常人甚至精神病。疯与智往往只是一线间，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试图为这条分界线修一堵围墙。

第一次看到贾宏声是在主旋律电视剧《人间正道》中，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市长公子。后来在街边的小店里陆续淘到《苏州河》、《昨天》和《极度深寒》等几张DVD，我惊诧于中国竟然有这样好的电影，和这样另类的演员。

《苏州河》中，贾宏声在寻找一个逝去的爱情。

《昨天》中，贾宏声在寻找他自己。

《极度深寒》中，贾宏声在寻找生命——或者说死亡的真相：一个行为艺术家试图用体温去融化一块巨大的冰……

我常常把《极度深寒》当做恐怖电影看，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北京乐与路》、《北京杂种》、《人民公社》等电影的界限。在这部电影中，一个跳楼自杀者咚的一声死在贾宏声的窗前。电影中有句台词：周围闷热的气温，让他闻到腐烂的气息……在影片最后，贾宏声死于6月20日，是日立秋。

南都特约娱乐评论员蒋明评论道：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衡量正常人的只有一种标准，就是功名，就算你要隐居，也是要身价多少后，看破红尘，换来世人羡慕，而穷人、失意之人是万万行不得此道的，那样会被功利主义笑穿你最后一件衣裳。贾宏声之死，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死亡，还是一个非正常人的正常死亡，或者又是一个非正常人的非正常死亡，还有就是正常人的非正常死亡？他到底是为什么死亡的？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娱乐命题。

和贾宏声一起出演了《昨天》的贾宏声父母说：“宏声他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可能是我们谁也给不了他。他去寻找了。”

庄子曾经问道：是他梦见了蝴蝶，或者是蝴蝶梦见了他。对蝇营狗苟的人类来说，生有何喜，死有何悲，都是生命的轮回罢了。人类之伟大，在于自己安排自己，安排自己生，或者安排自己死，这就是自由吧。对大多数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痛苦，生与死都是一种无可奈何，信仰之外，一般我们宁愿去接受命运的安排，或者权力的安排……

苏州河

牡 丹：你爱我吗？

马 达：爱！

牡 丹：如果我不见了，你会找我吗？

马 达：当然啊！

牡 丹：如果我一直没有出现，你会一直找我吗？

马 达：会，肯定！

牡 丹：如果我还是没有出现，你会一直找到死吗？

马 达：我会的！

牡 丹：你撒谎……

昨天

贾宏声：我年29了。我吸了4年毒，什么都没干。你知道这4年我一直在想什么吗？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是我的父亲。你是我父亲吗？

贾 父：我是你父亲啊。

贾宏声：你不是我父亲。我是列侬的儿子。

贾 父：那是你的幻想。

贾宏声：没有什么幻想。因为你是个农民。

贾 父：农民为啥就不能做你的父亲？

贾宏声：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是农民吗？

贾 父：我父亲就是农民啊。

贾宏声：你看着我！你们这代人从来就没活明白过。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活着吗？你活得有意思吗？你快乐吗？

贾 父：宏声，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明白。

贾宏声：我今天就让你明白，人为什么活着……

本文系论坛转载 不知作者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好几年前的一天，我去邻居家玩，正好碰到老大爷看病回来，一进门就对医院破口大骂，说检查个骨质增生就用掉几百块，医生没有一个不是黑心烂肝的狗东西。过一阵子我和他儿子谈到了高考，老大爷听到了，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考医学院当医生，只要当上医生，工资一分不要都行，单拿红包和提成就几辈子吃不完。

生活中，这种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的无处不在：我们对贪官恨之入骨，可同时我们又不顾一切的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的要做官；我们对垄断国企骂不绝口，可同时我们又削减脑袋地想到那里求职就业，拿不合理的高工资；我们对办事情要找关系送东西深恶痛绝，可一旦自己要办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送东西；我们对特牌车愤愤不平，可是当我们偶然有机会坐在里面风光一把的时候，又觉得无比的痛快和神气……

一句话，我们觉得愤怒，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我们许多人骨子里甚至是喜欢、迷恋、崇拜这种不公平的。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分分合合，低水平重复历史的根本原因。我们每一次农民起义，不是为了推翻压迫自己的制度，而是为了能成为这种制度的主宰，成为新的压迫者。

为什么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不断跌倒，不断杀戮，老百姓的这种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从来不曾引起过广泛的反省呢？从哲学起源上思考，我惊奇的发现，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哲学的最高目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两位圣人除了用神奇的汉字创造出一堆激情洋溢、朗朗上口的名言，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喋喋不休地告诫老百姓，你可以质疑人，但绝对不能质疑制度。汉朝的统治者发现了这其中的精髓，不遗余力地加以实践，使之成为万世不易的治国利器。今天我们不惜血本地向全世界推广这两位圣人的思想，不知道是不是依旧对这个利器恋恋不舍。

尽管五四运动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老百姓思维里的这种腐败基因，但后来的统治者却是有意的在呵护和培养这种基因。我有幸经历了十六年的中国式教育，我发现教材里为了“普及法治”，确实长篇累牍地向我们灌输，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教材里绝口不提政府才应该首先是法律的无条件遵守者，绝口不提公民有监督政府遵纪守法的权利，当政府违法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对政府行为进行纠正。因此，教育教给我们的不是守法，而是顺从。要么是你顺从别人，要么是你让别人顺从。

民主是什么呢？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比如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一定是去游泳，如果最后的决策是去打球，那就变成专制了。

可别忙，当我们把上面的例子稍微改变一下，你就会惊愕地发现，这个 ” 民主 ” 竟然是只披着羊皮的大尾巴狼：比如 5 个人中有 4 人认为 1 人该死，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 ” 合法 ” 地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

你也许会说，这没什么错啊，如果大家都认为一个人该死，那他怎么可能没罪呢？不幸的是，的确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民主的内涵远非 ” 大多数 ” 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把那些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仔细读一读。

公元前六世纪，在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雅典，一个名叫克利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 ” 贝壳放逐法 ” 。所谓 ” 贝壳放逐法 ” ，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主、实施专制的独裁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 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如果这个人得票超过 6000 ，那么对不起，管你有没有错，立即离开雅典，去外面呆上 10 年再回来吧。

这种惩罚制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流放，当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公民大会的集体投票，后者是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不过，在 ” 贝壳放逐法 ” 这座祭坛上，固然有独裁者的鲜血，也飘荡着无辜者的冤魂。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多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因 ” 贝壳 放逐法 ” 而被流放，客死他乡，比如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就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 ” 企图独裁 ” 的罪名提交公民大会审判。

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民众的选择虽然有时不一定正确，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嘛，即使付出代价，也只能由民众自己承受。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犯了个逻辑错误，因为付出代价的主体并不是占多数的民众，而是那个处于少数的可怜的倒霉蛋。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迫接受惩罚，那这种 ” 民主 ” 又怎么能够让人放心呢？你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这个 ” 贝壳放逐法 ” 尽管 打着 ” 大多数 ” 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做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 大多数暴政 ” 。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下最开始的那个例子：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 “NO” 的权利，而且那 4 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 “NO” 。

可是，你先不要着急，民主并不是仅仅说个 “NO” 字就算 OK 了，它还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呢。你想想看，虽说那 4 个去游泳的人不反对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 1 个人怎么打球呢，总要有个对手陪他一起打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 4 个人是要去游泳的，不强迫你去已经很不错了，怎么着？还想让我们大家陪你打球？你小子皮痒吧～

你会不会觉得那 4 个人的想法挺合理的？是啊，凭什么要大家都陪那小子去打球？不是民主吗？怎么又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且慢，你要晓得，仅仅表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不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那么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唉，看来想去游泳还真挺不容易啊。

时间在六十年代，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州，事件的起因，是有个叫杰姆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密西西比大学申请入学。你要知道，当时的密西西比州是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在那里，尽管黑人理论上有上大学的权利，可是在现实却根本办不到，因为那个州的 州长本人就是个种族主义者，该州的民意舆论也支持州长的种族言论，结果不难想象，那个可怜的杰姆斯被大学校委会莫名其妙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是黑人。

这下杰姆斯可不干了，他马上找到全美有色人种协会，由他们出钱聘请了律师，控诉密西西比大学违反宪法，践踏人权，并且把这场官司打到了上诉巡回法庭。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杰姆斯终于胜诉了，法庭给密西西比大学下达强制令，强迫学校接收杰姆斯入学。

那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潮，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组织，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非暴力抗议聚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个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人，他很同情黑人的民权运动，而且也很关注杰姆斯的案件 ，但同时，他也明白在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黑人学生想要入学恐怕是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所以，当他听到法庭判杰姆斯胜诉时，马上派出联邦官员，带着执法队去保护杰姆斯入学。

可是，法庭的这个强制令，立刻激怒了密西西比州长，在杰姆斯入学的那天，他授意副州长站在学校大门口进行阻拦，并且很嚣张地宣布，联邦政府的人要是敢来支持杰姆斯与州政府对抗，来一个抓一个！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美国政府的组织机构与我们国家不同，国家的权力是很分散的，每个州都像个独立王国，谁也不买中央政府的帐，各州的州长也不是由总统来任命，而是在各州竞选上的，只对本州人负责，所以，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我想怎么过就 怎么过，联邦政府你管不着，可我要出了事，你得给我顶着。

因此，当肯尼迪一听到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强硬态度时，立刻头皮发麻，他很清楚，这下肯定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杰姆斯入学那天，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民众与联邦执法队与校警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四处寻找杰姆斯，一边找还一边发泄（这场景是不是有点面熟？），暴 力事件越演越烈，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和死亡，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逐渐平息。

最后，这场可怕的流血，使州长开始思索他身上所负的历史责任，于是他退让了，那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杰姆斯，终于在联邦执法队的保护下，结束了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上大学的历史。

呼，例子终于讲完了，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想要让少数人真正的享受他们与大多数一样的权利，有时候，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呃，这么说来，我们好像又要修改那个例子了：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 4 个人去游泳， 1 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小混蛋去打球，至于雇佣的钱嘛，由大家一起分摊。

但是且慢——抱歉虽然文章已经够长了可我还是要说且慢——为什么为了尊重少数人就要牺牲我们 4 个人的利益？难道那小子一个人比我们 4 个还重要？如果我不想出钱，那是不是你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可你不要忘记，这次你也许占在 ” 多数 ” 一边，说声拜拜就跑去 游泳了，可是啊，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你要去打球了，到那时你找谁去？所以，为了下次你也能找到人陪你一起打球，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民主，你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尽管这意味着你也许要付出像密西西比州那样惨重的代价。

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到，所谓民主，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另外也不要忘了，这个民主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你想得到他，是要花钱的。

知道了民主是什么，并不等于就可以马上实现民主了，因为了解一件事情与实施它，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如果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民主是构建在一个怎样的基础上的？我想，十有八九得到的回答是 ” 三权分立 ” ，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对，但不完整，因为想要实现民主，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经典的例子上吧。

有 5 个人去旅游， 4 个人想游泳， 1 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 4 个人去游泳， 1 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混蛋小子去打球。可是，你也清楚，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有个决策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去执行这个决策，于是，大家决定把钱交给 4 个人当中的某一个（假定是小 A ），由他去雇人。

可你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虽然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出笔钱去雇人陪打球，可是真的到了行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觉悟，也不是每个人对这笔钱都无动于衷，小 A 心里没准会想，好嘛，你们几个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让我一个人东奔西跑，休想啊休想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利用谁就是傻瓜。

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牵扯到钱的问题，指望某个人的道德和良心，肯定靠不住，要是大家把自己的钱都交给某一个人，那么我们怎么保证这个人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要求去雇人打球而不是中饱私囊呢？

其实，这个问题倒也不难解决，让我们来试试下面这个办法：

我们一致同意把钱给小 A ，让他去雇人，不过等一下，在给他钱之前，先要由小 B 来计算一下应该给多少，再把数字对大家公布出来，然后分文不差交给小 A ，可是，如果雇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中饱私囊或其他的问题，那就该由小 C 来负责审查了，并且，其他人绝对不能干预他的审查。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还不错吧？其实，这种方法有个名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 三权分立 ” 。小A 负责做事，他代表行政机构，小B 负责计算大家出的钱应该是多少，代表立法机构，最后要是出了问题，就由小C 负责审查，他代表司法机构。

也许你会说，这不挺容易的嘛，问题解决了。可是先别忙，你想想看，如果小 A 想私吞我们的钱，他会笨到让大家发觉自己做了手脚吗？不要忘记，当我们把自己的希望都托付给某个人时，他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可以任意支配这种权力，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如，他可以利用大家的钱来贿赂以形成多数，或是干脆用这笔钱来雇一个保镖而不是陪打球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暴力面前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讨回本属于大家的钱。

你看，尽管我们在讨论民主是什么时显得头头是道，可一具体实施起来马上就变了味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就来看看一战后的德国是如何从民主变质为专制的吧。

1918 年，德国战败了，沦落到了被协约国任意摆布的地步。这时，各协约国对怎样处理德国的态度是不同的，法国人由于是德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多次被德国入侵，因此坚决主张削弱德国，英国人虽然对此不反对，但却不愿意看到一个衰落的德国，他们的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至于美国人，他们与德国隔着一条宽阔的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欧洲顶着德国，所以感受不到切身的威胁，但是，美国人意识到，一个拥有 8000 万人口及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仅仅靠土地或军事限制，不可能制止它的复兴，也绝对无法保证日后欧洲的安全，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要把德国改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以防止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侵蚀，德国于 1918 年 11 月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并在随后的国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部宪法的民主程度，几乎可以和美国宪法相媲美，它借鉴了当时各个民主国家的经验，把国家权力分成国会、法院和政府三个部分，并且赋予了德国人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 ” 这是 20 世纪所曾经见到过的这种文件中最妙、令人羡慕的条文，看起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 ” ， ”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 （《第三帝国的兴亡》， P60 ）。

你也看到了，这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可算得上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典型，即便是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胆大妄为的家伙，也不得不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选择合法竞选一途。那么，这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向独裁呢？德国人又是如何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呢？还是让我们揭开 历史的帷幕，仔细看看事情的究竟吧。

1933 年早春的一个夜晚，确切的说是2月27日晚9时30分，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天色晴朗，空气清新，一点也没有风高放火夜黑杀人的迹象——尽管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有个神学院的学生放学回家，路过国会大厦时，突然听到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声音，接着就看见一条黑影窜出，手里还拿着火把，他吃了一惊，马上跑去报警。恰在这时，德国最有权势的 4 个人，总统兴登堡、总理希特勒、副总理巴本、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在国会大厦对面的贵族俱乐部吃饭，首先是戈培尔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大厦已经着火了，可戈培尔以为是个玩笑，根本不相信，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向希特勒提及，但巴本却看到了火光，马上告诉了兴登堡，同时，戈培尔也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街上正有人在叫喊，随后他打了几个电话进行核实，才确信国会大厦的确着火了，于是他和希特勒立刻赶往现场。

一到现场，希特勒就马上宣布一把火是共产党放的，这时，德国国会议长戈林、副总理巴本、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狄尔斯（就是秘密警察头子）全都赶到了，戈林兴奋得有点失常，赌咒发誓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政府的罪行，尽管巴本不是纳粹党人，但他却也没对希特勒和戈 林的结论表示丝毫的怀疑，只有狄尔斯老老实实的说，纵火犯已经抓到了，他看不出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那家伙不过是个疯子而已。这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答案，他顿时勃然大怒，把共产党臭骂了一顿，随后跑去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去了。而戈林则到普鲁士官方报社，要求 写报道的记者把纵火者所带的燃火材料从100磅提高到1000磅，可那个记者很有点新闻独立精神，他拒绝说，一个人怎能抗动1000磅的东西呢？这种笑话他可写不出来，戈林马上反驳说，干嘛说是一个人干的？ 10 个不就行了？要知道这可是共产党的阴谋！于是那个记者便要求戈林在这篇报道上签字，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闻报道而是政治文件了，戈林心里着实有点发虚，虽然他为此策划很久了，可这时希特勒毕竟还没有拿到国会 2/3 的多数，也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公然破坏宪法的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但事已至此，不签也不行，于是他很狡猾地在报道上画了一个大大的 G 字，算是签名（戈林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我说戈林 ” 为此策划很久了 ”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纵火犯名字叫做范·德·卢勃，是个荷兰国际共产党人，他既不喜欢纳粹，也对莫斯科没什么好感，是个头脑简单的 ” 爱国青年 ” ，他觉得，德国革命只有在某种惊人的历史事件的推动下才 能爆发，他想用国会大厦的熊熊燃烧的烈火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德国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倒霉蛋还不晓得，希特勒早就期盼着共产党人能做点什么蠢事，好让他能找到借口清除异己，这个没头脑的纵火狂简直是上帝送给纳粹党人的，希特勒、戈林、也许还有戈培尔，早就知 道卢勃将要在国会纵火，他们安排纳粹冲锋队悄悄潜伏在国会大厦内，等着大厦燃烧起来时再给它 ” 添点油 ” ，把事情闹大，不然，就凭卢勃那区区100磅的纵火材料，怎么也无法引起那么一场大火，当然戏也就演砸了。

等到召开内阁会议时，希特勒大肆宣扬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竭力攻击共产党人，尽管在内阁里纳粹党人并不占多数，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极具煽动性的言辞给搞懵了，既紧张又恐惧，生怕共产主义革命爆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一致通过了希特勒的要求，结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给吹响了。

那么，希特勒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听起来好象很滑稽，他要求采取某种措施来保护 ” 德国公民的文献资料 ” ，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笑？可别急，关键在那 ” 某种措施 ” ，希特勒要求，德国政府有限制公民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有权对公民的邮件、电话、电报进行检查，有权给警察颁发搜查公民住宅的许可证，有权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有权对持有武器的公民判处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接管德国各州的自治权力。

这下你一定笑不出来了吧？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内阁授权，下一步，就要考虑怎样才能使授权生效了。根据德国宪法，想要通过一项与宪法本身相抵触的法律或政策，必须得到国会 2/3 的多数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纳粹党不可能在国会获得 2/3 的席位，而且对于其他党派赞同与否，他也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他狡猾地走了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是什么呢？那就是德国宪法第 48 条有一个规定，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行使暂时的独裁权，这本来是为应付战争或革命而设计的，但宪法并没有详细解释所谓 ” 紧急状态 ” 究竟应该是个什么状态，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找到总统，要求后者行使宪法赋予的独裁权，绕过国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这时的德国总统，是上次大战中的老英雄兴登堡，一个保守、正直的老普鲁士军官，他压根就瞧不起希特勒和他领导的国社党，可是，兴登堡很也清楚，不管怎么说，国社党毕竟是当时的第一大党，作为总统，他相信德 国民众的选择，也有义务支持自己的总理——虽然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究竟在支持什么——希特勒对兴登堡说，为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通过法案是必须的，而且他保证不会滥用这一权力，于是兴登堡也就不再说什么，签字同意了。通向独裁的大门就此打开。

希特勒狡猾地利用德国宪法的一个隐晦的漏洞，把总统的独裁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开始了野蛮、血腥的政治清洗。

希特勒首先拿德国共产党开刀，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请注意，是”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一群群穿着褐色衫的冲锋队暴徒们未经许可便破门而入，强行搜查，把无辜者从睡梦中拖起，扔进冲锋队的营房，严刑拷打，逼迫其供认对德国的罪行 。与此同时，希特勒对于他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自由主义党派也毫不留情，各种集会被勒令停止，所属报刊被取缔，公民权利亦被取消，德国头一次领教了纳粹独裁的滋味。

经过短短几天的暴力恐怖，德国政治已经面目全非了，公民不敢再随便议论政治，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嘲弄国社党的种种丑陋与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会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不想躲在总统授予的”暂时独裁权”下过日子，他要成为德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由于他认为经过几天的清洗，反对的声音应该都已经消失了，重新举行大选以获得国会2/3多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于1933年3月5日举行了德国二战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

可是，让希特勒大失所望的是，尽管有种种许诺、恐怖和暴力威胁，但他的国社党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多数票，虽然纳粹党人以1700万张选票遥遥领先，比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足足高出一倍之多，可却仅占总票数的44%，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倒还可以，离2/3多数还差得远呢。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并不打算利用非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否定这次选举，或是干脆再重新来一次，他承认了选举的真实性，而且也不打算再去捞取那个该死的2/3多数票了。可是，如果没有2/3的多数，希特勒又如何修改宪法呢？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求助于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希望他们信任自己，给予自己独裁的权力。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说，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还会这么天真，希望别人赞同自己独裁？那些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派，怎么会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希特勒在新一届国会上，发表了也许是他毕生中最精彩、最虚伪的一次演说，他承诺一切旧有的秩序都会维持不变，国会所赋予他的独裁权，仅仅在某些狭小的特定范围适用，绝不会导致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不会限制任何公民权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领导德国重新建立在一战后的世界地位。希特勒在演说中，竭 力想煽动起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也不困难，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德国人——他呼吁全体德国人”从自私自利的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德国人的那种特有的黩武精神，以及对荣誉、对”铁与血”的热切渴望，指引着他们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国会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权移交给政府，为期是4年。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国会议员们似乎还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独裁的种子，它就会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说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国会中并非所有党派都被希特勒所蛊惑，社会民主党领袖，可敬的奥托·威尔斯议员，昂然不屈地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独裁，他代表他的党投反对票，并庄严地宣布，”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 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让我们记住这个人，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宣言，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仅有84个席位，远远不及投赞成票的441之多，尽管他们的反对对大局来说无足轻重，可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刻，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在那些迸闪着的绚丽的火花。

不过，今天的我们大概很难去谴责德国人当初的选择，”饿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会太好受，更何况，自从1918年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已经受了长达15年的窝囊气，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国重建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又怎能不把尊严顶在脑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为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

要说德国人的这种心态，看起来倒也真是蛮合理的，可不是吗，我这儿连一日三餐都发愁呢，你还在那里唠唠叨叨、罗里八嗦地奢谈什么自由，那不是扯淡吗？要是我真饿死了，别说自由，恐怕连棺材都没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这样看待问题，没有生存权，哪儿来的人权？

可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你选自由还是选面包，最后的结局恐怕都不见得如何美妙，选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饿，可一旦失去自由，面包能不能保得住，却也难说的很，1933年的德国人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我想，这种两难的抉择之所粤钊烁械嚼Щ螅（原文乱码，幸好不影响理解全文）不知你是否看过成龙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谁》，片中有一场戏很有点类似的味道。成龙为了保护一张刻有秘密武器资料的光碟，被两个武术高手困在大厦天台上，那两个坏蛋对成龙说，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后你自己跳下楼去，二是我们把光碟抢回来，然后把你给扔下去。乍一听起来，这两个选择好像给了成龙一个机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可再一想，无论他选哪个，结果都一样，都免不了丢掉光碟跳下楼去，看来成龙也和我们一样遇到了麻烦。那么，成龙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干嘛 要听你的？成龙回答说，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光碟我留下，然后把你们俩个扔下去。

成龙的这个有趣的答案也许多少给了我们某些提示，就是说两难抉择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实上可能还存在第三种选择，即，面包我要了，可那个自由你也得给我留着。问题是，这第三种选择在现实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吗？我们能既要面包又保住自由吗？还是老办法——把陈 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然后仔细地读它一读。

1929年10月24日——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一定是这一天——这天早上，纽约证劵市场毫无征兆地全面崩溃，股价跌降之疯狂，连股票交易记录机都无法跟踪，无论是经济学家、资本家、还是白宫的那些政治家，全部目瞪口呆，毫无思想准备，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信用彻底消失，银行出现挤兑风暴，国家财政陷入混乱，工厂停工，货品滞压，失业率迅猛攀升，这些现象都预示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

有人曾问英国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人类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凯恩斯想了想，认真回答道，有的，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在美国，大批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选择了自杀或是逃亡，就连那些大资本家们的日子也异常难熬，因为他们在银行的钱根本就拿不出来。到了1933年春季，美国国内18600家银行全部停止营业，联邦政府黄金外流已经超过2.5亿美元，财政储备还不到应付款项的1/7，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甚至惨痛地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一次经济危机，这场前所未有的、令人绝望的危机一直持续了3年多，波及日本、美洲、乃至全欧洲（苏联除外，因为它的经济与世界并不接轨），使得欧洲国家关系空前紧张，令日本、德国民族主义急速膨胀，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就是利用这场经济危机中人们要”面包”的欲望，从国会中最小的一个党派，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如果你问独裁最容易出现在什么时候，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就是在那个时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把1933年美、德两国政治领域的事件拿出来做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雷同之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经常受到最高法院的肘制，每每令他万分恼火。在罗斯福刚刚当政时，这一情况还不明显，因为美国尚处在风雨飘摇的经济风暴中，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所以他的各项法案几乎没怎么费力就可以得到国会多 数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经过百日新政，美国经济有了较明显的起色，大家也都回过劲来，缓了口气，这时矛盾就来了。罗斯福的民主党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少数党，仅仅凭借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才入主白宫，因此，作为对手 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当然不肯给他面子，更要命的是，最高法院的几位&&&&官，基本都是林肯时代的人，用罗斯福的话来讲，是一群”马车时代”的人，保守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面对罗斯福左一个新政又一个新政，被搞得眼花缭乱，委实接受不了，起先因为经济危机而 不得不授予罗斯福各项权力，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到了该收回权力的时候了。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此拉开了法院与政府的权力战争。紧接着，最高法院又于5月一口气判3项新政法律违宪，到了1936年初，又废掉了6项法律，这样一来，罗斯福颁布的各项法律，已经被废除了1 0多项，新政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不难想象，罗斯福是何等的窝火，要说这帮人可真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他们哪儿还会有闲情逸致来对新政说三道四？再说，被废除的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权利才出台的，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帕里什诉西岸旅馆案， 《最低工资法》是为了救济贫民穷人，要说起来最高法院你算站在哪头的？

1936年，罗斯福再次以绝对优势当选第33任美国总统，这下有了民众的支持，罗斯福认为自己有实力回应最高法院的挑战了，他要改变最高法院的敌对态度，把后者致于自己的势力之内。可是，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的前提，也是美国立国的基石，想打破传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按照美国宪法，想扭转最高法院的乾坤，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让国会修改宪法，二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当&&&&官，罗斯福很清楚，想得到国会2/3多数就这一问题支持自己修改宪法，简直就如同作梦，根本不能想，因此他企图走个捷径，由自己任命比较听话法官来主持最高法院，但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做到，因为美国&&&&官是终身制，除非犯下严重罪行，否则任何人都无权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罗斯福开始秘密酝 酿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就是改组最高法院的组成机构，这一计划提出，凡是年满70岁的&&&&官，如果不自动退出最高法院，那么总统就有权再任命一名法官进最高法院，简单的说就是罗斯福来了个”逼宫退位”，想利用增补多数的办法来控制最高法院。

罗斯福这一方案刚一宣布，立刻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不仅是对手共和党，就连民主党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几乎等于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联邦政府，失去了最珍贵的独立性，前任总统胡佛怒气冲冲地叫嚷着”不许碰最高法院”，各家媒体难得一致地抨击罗斯 福实际是想搞独裁，就连一向支持新政的国会也充满了一片反对讨伐声，狂风暴雨般的抗议信更是接连不断寄往白宫，那些在新政中获得收益的人，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平民百姓，很多都站到罗斯福对立面去了，后者实在没有想到，这次可真是捅了个马蜂窝，但罗斯福岂是常 人，他不为所动，坚信民众站在自己这边，他在3月9日的”炉边谈话”中，把矛头直接对准最高法院的&&&&官们，试图说明自己不是针对最高法院这一机构，而是那些保守派，想澄清他不要独裁仅仅是要维护新政的观点，并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压力来制服对手。

也就在美国政治出现严重危机，很有可能倒向独裁的最关键时刻，帕里什这个小小的女工，把诉西岸旅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这就把九位&&&&官直接推到了斗争的最前沿。以休斯为首的&&&&官们，这时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判《最低工资法》违宪以维护最高法院的威信 ？还是选择退让以阻止罗斯福找到迈向独裁的借口？

最终，最高法院理智地选择了妥协，判帕里什胜诉，&&&&官们考虑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那么罗斯福很有可能以维护新政为借口，积极寻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么说，百日新政毕竟拯救了美国，罗斯福在美国不乏支持者，要是有人不能看到独裁的危害性，一 个劲跟着罗斯福跑，那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于是，最高法院就这样以战术上的失败换来了战略上的胜利，挫败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企图。

且慢，你不是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怎么&&&&官们没有找到？其实，你仔细想想&&&&官们判决的后果，就明白第三种选择在哪里了。判帕里什胜诉，意味着罗斯福新政的胜利，给那些陷于贫困的人们带来了面包，但同时，这一判决又在事实上驳斥了罗斯福说最高法院企图阻碍新政的观点，使后者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维护了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就是说，美国人尽管有点”过河拆桥”的嫌疑，却得到了实惠，既拿到了面包，又保住了自由。

说到这里，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倒霉的魏玛共和国，它的那个建立在纸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多么的弱不禁风，希特勒仅用手指轻轻捅了一下，整座精心构筑的大厦便轰然倒塌，连块砖头都没剩下。现在你已经看到，历史老人并没有特别厚待美国人，在那个混乱 、恐怖的时代，他们遇到了与德国人同样的问题：如何维持一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或者说，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德国人面对”面包”的诱惑，面对天堂般的美好前景，轻易相信了希特勒的承诺，忘记或有意忘记了还有”我干嘛要听你的”这个选择，不相信也不愿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只是期待尼采式的”超人”来解救他们，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和义务。

但美国人可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他们认识到，无论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国人，无论罗斯福本人多么的英明、正确，也绝对不能把手中的权利交给他，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还记得成龙的回答吗？）。如果总统通过紧急时期国会所赋予他的权力任意影响 司法独立性，甚至是违背《权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么无论这位总统是否出于善意，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更何况，独裁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制约机制，即便罗斯福真的是想”为人民服务”，也不能肯定他的后任就是个”明君”，那些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让出自 己权利的人，恰恰没有看到独裁的长远危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非制度上，指望某个人的”恩赐”过活，这可不是美国人想要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出现个希特勒。这种对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对自由权利的不懈维护，使得美国终于没有像德国一样走 向独裁。

我想，文章至此，答案已经浮出水面，清晰可见了，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是构成民主大厦的基石。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获得面包的平等机会，哪怕再有一千条理由，也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民主的意义，正在于此。

Honda Motor Co.广东一家工厂的部分工人周日举行罢工，此前还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罢工事件，给中国D带来了政治挑战，其在劳动力领域的权威正受到独立劳工维权人士的削弱。

Honda发言人藤井隆行(Takayuki Fujii)说，该工厂的很多工人对管理层提出的新的工资和福利方案表示赞同，周六返回工作岗位，恢复了部分生产。

不过，他说，宣布Honda制锁（广东）有限公司(Honda Lock (Guangdong) Co.)的罢工已经结束还为时尚早。该工厂位于工业城市广州附近，从事车锁系统的生产。该工厂共有1,500名工人，其中很多人仍在罢工。

中国南方三家本田零部件厂的罢工工人成功赢得了厂方的让步，这给中国D制造了一种两难处境。中国D希望被视为支持工人待遇的改善，但又担心工人领导的罢工可能会升级为要求成立更自主工会的更广泛诉求，对共产党的统治带来威胁。

三次罢工都是由政府支持的中华QZ之外的工人领导的。

位于香港的劳工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发言人克罗塞尔(Geoffrey Crothall)说，监测在华劳工问题的专家说，车锁系统生产厂工人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在政府批准的工会中选举自己的领袖。

克罗塞尔说，Honda零部件工厂的工人公开表示，厂里的官方工会毫无用处，这是工人们告诉我们的，是在网上聊天室里说的，他们对此非常直言不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89f680100j7yv.html) - 转贴：华尔街日报中文版：Honda系列罢工事件_西吴门下_新浪博客
Bloomberg News
本田制锁（广东）有限公司的罢工工人上周六走在工厂外。不过，《华尔街日报》无法从独立消息来源证实这一报导。

劳工专家认为，D领导人非常担心类似于波兰80年代末的情况；当时一场独立的工会运动导致波兰ZF被推翻，加速了苏联控制下的整个东欧的解体。

劳工专家说，D需要问的问题是镇压成立更独立工会的行动是否也会有引发更多不满的风险。

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驻香港雇工法业务负责人劳夫斯(Andreas Lauffs)说，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劳工问题是中国低工资工人积蓄已久的不满浮出水面的结果。据报导工人开始要求成立独立工会，这个事实给罢工事件增添了政治色彩。

上个月，Honda给一家变速箱供应商的罢工工人加薪24%。那次的罢工令Honda在华制造业务瘫痪了10天。当时的罢工未经工会允许，是由一群与官方工会对立的人领导的。官方工会由政府主导，与工厂管理层关系良好，并持与管理层相同的立场，试图说服罢工工人恢复生产。

5月22日与另外一名工人同时被解雇的罢工领袖之一谭国成（音）说，该组织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工会代表应该由工人选举。

Honda发言人藤井隆行说，这两名工人是因为违反了工厂的内部工作和合同规定，而不是因为领导罢工被解雇的。

受到Honda变速箱厂罢工成功的鼓励，广州附近另外两家Honda工厂的工人上周举行罢工。在其中的一场罢工中，工人接受了加薪，罢工随后于上周三解决。

藤井隆行说，这家齿轮厂成立于2006年，厂里的工人起初有推选工会领导的机会，但还是选择了接受中华QZ地方分会委任的一名领导。藤井隆行说，部分工人新进厂不久，显然不清楚这段历史。他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对另外两家配件厂的情况发表评论。

劳工问题专家说，中华QZ计划在2011年底前开始汇集中国所有公司发生的全部劳资交涉事宜。当前工厂的薪资及其它条件一般均由管理层设定。

但全球经济危机已使这个计划发生改变，该计划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一位西方专家说，在工人们看来，由政府掌控的工会组织不起任何作用。不管何处的工会，都与管理层为善，而不是真正代表员工。该专家不愿具名，因其评论的事宜颇具敏感性。

中国南方Honda配件厂的工人们，在得不到官方工会的帮助下，决定自行对该问题施压，呼吁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有的还要求重新推选他们自己在官方工会中的领导。

在本田的齿轮厂中，罢工领导人通过官方工会向管理层提出要求。Honda管理层说，工会正在尽力劝说罢工的工人立即复工。

许多专家认为，ZF不大可能允许像Honda制锁厂等工厂的工人们按自己的意愿推选工人代表。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则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这将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学教授、中国劳工问题领域的权威人士盖勒(Mary Gallagher)说，如果中国政府容许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工人组织，则真正的改变就将来临。

中国政府因担心对数千万民工表现得缺乏同情心，不愿对罢工施加太大压力，中国民工的劳动力成本较低，中国因而也成为全球消费品制造公司的工厂所在地。

近10年来，国民收入中进入家庭的份额一直呈现下滑态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企业及政府获得。扭转这种趋势是政府消除中国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努力之关键。

中国ZF面临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民工群体变得越来越有想法。

克罗塞尔及其他劳工问题专家认为，民工很清楚中央ZF对外资和本土公司的一些不合法的劳动雇佣行为放任不管。

超时工作就是其中之一，自中国经济在去年从全球衰退中开始恢复以来，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贝克•麦肯斯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的律师劳夫斯(Lauffs)说，根据中国国家劳动法的规定，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但中国的公司中，工人每月加班时间在60至100个小时之间已司空见惯，许多公司的作法明显违反了劳动法。

劳夫斯说，他建议跨国公司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此类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会停止。他认为工人们已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任何不合法的行为终会显露出来，过低的工资待遇不会持续。

周一上午，100多名罢工工人聚集在厂外，静静地看着顶替他们的新人及昔日一起罢工的工友走进工厂大门。工厂一位经理用类似拍卖人的声音高喊着倒计时，表示“如果你们现在进厂，我们不会把你的工作给新来的工人”。一直喊到早班开始，促使工人复工。

在厂门关闭前最后5分钟，（在观望的罢工工人中）只有6名工人走进工厂，面容看上去深受打击。一些罢工工人随后回到家中，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工作。

本田已给工人增加了一些薪水和福利，但幅度远小于罢工工人的要求。

上周三（6月9日）罢工开始时由工人选举的一些罢工代表已经躲了起来，担心遭到报复。　

至周一，尚不清楚共有多少工人因新人取代而失去工作。工人们表示，在罢工前，因为没有加工资，工厂的工人严重短缺。

周一上午晚些时候，本田撤除了在工厂附近大街上的招工摊位，显然工厂已经找到了足够的劳工顶替罢工工人。

但据已经返工的罢工工人反映，场内出现进一步劳工问题的诸多迹象。两位之前参与罢工的工人用手机短信和电话透露，工厂一些部门的职员拒绝开工，正在向管理层要求了解厂方答应的工资和福利详细情况。

一名本田发言人周日和周一对打过去的大量电话和短信均不予回应。

目前，该厂复工的工人及新员工均得到11％的加薪及增加33％的食品及住房补贴。这每月1040元人民币（152美元）的新工资及每月400元人民币（59美元）的新补贴已经对招募新劳工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

该厂一名人事部职员表示，本田在电视上播出了招工广告，并雇请劳工中介帮忙。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就出现在了工厂门口来找工作，他们说是听别人说的，或者在工厂附近商场内碰见了到那里找工人的工厂经理。

上周五，该厂罢工工人还举行过一次罕见的上街游行，并在经过工业园主要街道时高呼口号，许多人笑容灿烂，看上去几乎是“团结一致”。
周日中午时分，大街旁出现4名身着该厂白色制服的人事部人员，支起帐篷，开始招募新人，防暴警察则站在几米开外。

据报道，中山固力本田锁厂的罢工工人希望获得象罢工成功的佛山本田厂那样每月1600元人民币（234美元）的工资，并获得免费住房。但他们显然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佛山本田厂是生产汽车的传输系统，该厂生产高度自动化，要求高技术工人，该厂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相当于大专的机械工程文凭。而固力本田锁厂只是生产汽车锁、侧视和后视镜等低端产品。该厂在大街上的招工人员表示，申请人只要有初中文凭即可。
本田目前仍在试图吸引罢工工人复工。工厂大门上一个大大的牌子写道：从上周三至周六，工厂因罢工关闭，但工厂仍会给工人支付这几天的薪水。工厂管理层对周日、本周一及本周二返工的工人支付双倍薪水，工厂希望籍此赶回生产进度。

工厂在通知中说，至周二晚，还不复工的工人将依据国家劳动法处理。该法律允许解雇旷工工人。

周日一名前来应聘的女孩表示，她在电话里听一个朋友说了本田招工的消息后，就坐了2小时公交车来了。朋友说，本田提供的工作环境比很多其它的工厂要好。

她说：“我在其它工厂每天要站12个小时班，这里只需要站8小时。”

当被问道是否想过那些罢工工人面临的处境时，一些新来的工人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一位活跃的罢工工人在商场内对记者表示，他对顶替他们的工人没有任何抱怨，那些新来的工人也只是在讨生活，“他们也不认识我。”

从那时起，自由、民主的阳光照进了铁幕下的东欧，象征着专制、残暴、黑暗的柏林墙早已被推翻；专制国家如今已经成了孤岛。即便在这些孤岛上，互联网也已经将大多数的民众与世界连接在一起。尽管心怀鬼胎的统治者用纳税人的钱铸成所谓网上长城，来剥夺纳税人了解真相的权利，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今的年轻人都知道“翻墙”。 “翻墙”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在互联网的时代，谁都不能剥夺我们了解真相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用博客，用推特来表达我们的心声，传递真相；我们用“河蟹”和“草泥马”来嘲笑那些不知廉耻为何物的人渣。虽然很多有关自由、民主、真相的帖子都常常被“河蟹”掉，但普世价值的种子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种下，经由你们年轻的鲜血灌溉，是不可能被灭绝的。她就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21年来，你的事迹不但没有被承认，反倒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但杀你的人，年年都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只要人们去看看中国各大城市广场上，每年这一天密布的警车、便衣，便一目了然。杀你的人和他们的帮凶已经过了21年自欺欺人，良心不得安宁的日子。他们要靠枪杆子抚慰自己的灵魂。他们的人生已经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按照股神巴菲特的定义，“衡量你一生是否成功，是看你有多少你希望爱你的人真的爱你。（you’ll measure your success in life by how many of the people you want to have love you actually do love you.）”一个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靠暴力和阴谋维护自己地位的群体，及其个人，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贪图荣华富贵，昧着良心做事的行尸走肉。这种日子，他们还要过下去，直到受到审判，直到正义得到伸张！

21年来，我们有了为普世价值奔走、呼吁的教授、律师、作家、艺术家、记者和广大网民。我们成功拯救了邓玉娇；阻止了“绿坝”；揭露了好些“先进”阶层人士的丑恶嘴脸；将被强行剥夺了土地和房屋者的苦难公之于众。我们还将在地震中瞬间倒塌的平民学校和屹立不倒的政府大楼，以及特权阶层子弟学校大楼，做了鲜明的图片比较。就在最近，在本田(Honda)位于广东省的变速器厂发生了工人自发的罢工。并且，罢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是你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激励了我们。

是你，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有意义的生命不在于活得多久，也不在于吃什么、穿什么，出门坐什么车，而在于内心的满足。当然，猪的内心满足和具有高尚情操的人的内心满足是完全不同的。你，用你的语言和行为，以及你年轻的生命，为追求有意义生活的人树立了标杆。

如今，你已经成年。你将会有更大的力量推动我们继续转播、捍卫普世价值，追求真相，开启民智。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貌似强大，富有欺骗性的专制力量，但曾几何时，前苏联还是超级大国，却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即便是专制体制的帮凶们也意识到，不知哪一天，清算的日子就会突然降临，所以才有了“裸官”。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会照遍中国。届时，我们一定要为你立一座丰碑，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知道你的故事。

工人们用红笔写下了自己的反抗。“是中国人就不要签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名罢工的本田(Honda)员工在一张公司要求他们放弃进一步劳工行动的表格上这样写道。

在华南地区，自杀的焦虑情绪正被工人的团结所取代——迫使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中国业务全面停产的罢工活动已进入第二周。

最让中国政府担心的是，发生在本田及广东省其它大型企业的工潮，引发了各界对21世纪工厂本质的质疑。

情绪不满的新一代中国工人用行动表明，自己决心反击。

广东省劳工维权人士茶金华表示：“我们与父辈不同。他们的愿望很简单——挣一些钱，然后回到老家。我们想留在城市，享受这里的生活。但我们需要尊重。”

数日前，当台湾代工企业富士康(Foxconn)旗下一家大型工厂发生第九起工人自杀事件时，中国车间工人的焦虑登上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富士康为苹果(Apple)、戴尔(Dell)和惠普(HP)等企业代工。

平时对媒体素不友好的公司创始人郭台铭(T确errry Gou)赶到位于制造业中心深圳的工厂，试图化解危机。他离开后仅仅几个小时，第10名富士康员工便自杀身亡。该公司的不少客户，注重自身形象，将各自对这些悲剧事件展开调查。

随后，在佛山本田变速器工厂发生的另一起罢工事件，为中国不断升级的劳工危机增加了一些意料外的政治元素。中国宪法于1982年取消了罢工的权利，任何不经官方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组织的工人罢工，都会遭致北京方面的不满。

但本田的工人们做到了这一点，而其它三家靠罢工工厂提供零部件的整车厂也不得不随之停工。

一名本田员工昨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罢工和谈判都还在继续。”

“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官方）工会并不代表我们，也从未（在谈判中）露面。我们甚至不知道工会主席是谁。我们希望选举自己的工会主席，但要求遭到拒绝。”

如果他和他的同事能如愿以偿，成功地提高工资，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这一胜利将比富士康员工悄无声息的个人舍命行为，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面对工人们自杀或罢工等行为，富士康、本田及其它跨国制造商的最初反应都很困惑。

它们指出，它们的车间现代、清洁、灯光明亮。休闲设施都是一流的。就在上周，郭台铭还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工厂里奥运场馆规模的游泳池。

然而，这似乎未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让工人们备受煎熬的是流水线作业重复单调的工作性质。此外，不断地加班和倒夜班也让他们精疲力竭。

本田一名疲倦的18岁实习生说：“不管是在农场还是工厂，你都必须工作。”他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10点20分到次日清晨7点20分。

尽管他没有积极参与罢工，但他对年长同事的劳工行动表示支持。

他拒绝在“承诺书”上签字——本田让工人们保证，“将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

承诺书还要求员工不参与未经公司事先许可的集会等“违反《就业规则》、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及消极社会影响的活动”。

“如果他们涨工资了，我会考虑毕业后来这里工作，”那位实习生补充道。目前，他每月挣900元人民币（合132美元）。

在本田变速器工厂，至少三分之一的员工为实习生。这反映出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中国制造业正普遍使用学生和临时工。这反过来也增强了华南劳工的谈判力。

北京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以往中国充足的劳动力意味着，你可以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去自动化，把廉价的劳动力变成机器。如果工人们不愿意，他们知道，还有10个人等着顶替他。现在，没人愿意干他们的工作。”

广东省一家拥有数万名员工的大型纺织企业的老总表示：“工人们只是不想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这让人精神麻木，肯定非常压抑。”

译者/何黎

前段时间，卢安克的博客被他自己关闭了。原因是他本人接到某些机构发来的警告，警告他不要太关注留守儿童之类的事件，否则的话，作为一个没有教书资格的外国人，随时可能被驱逐。为了不给自己的支教找太多麻烦，他关闭了自己的博客。

关于这件事可能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种是针对某些机构的。大意是说，大概我们这里的事情应该是自己来管，外国人看到并且说出来，就算是揭了疮疤。疮疤这东西其实一直都在，但去揭开的那只手必须是自己的手。当然，管住了自己人的手，疮疤也可能就不存在了，至少不会觉得过于疼痛，只会往里面烂掉——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事，是不由得别人来干涉的。

这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状态，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实例可以证明，这确实是一种祖传的秘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起到了作用。但从这样的角度来评论此事，是我不屑为的，倒不是角度不好，而是觉得这未免只有刻薄与批评，未必能够说清楚真正的问题。

我想说说什么是希望、善良与正义。卢安克写过一本书，说的是自己如何走上这条路的。他觉得生活不是那种应该被动接受的东西，而是应该主动去争取一些什么，有些东西是美好的、善良的、具有恒久价值的，所以应该去争取。最绝望的生活不在没有物质以及钱当中，而是在没有希望的生活里。

从这种观念里能够诞生出善良，而善良使得正义更有力量。这是一个链条上所有的环节，从希望出发到善良、正义，这让他在没人有疑问的支教事业当中，还关注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就像是韩寒以及陈丹青他们这些人，都是在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中发现了善良与正义对于自己的追寻是如何有意义，从而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域里跨界发言。

而无论是作为一个支教者还是一个艺术家来说，理念这东西都是一以贯穿的。当年能够支撑他们去那件事的动力，也就是今天促使他们做这件事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价值观的一致，当年也就不能有这样的成绩。

我想，卢安克这样的人哪怕是关了博客，他的关注也终将走向更宽阔的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一个可以忍受那种支教生活的人，善良与正义都是裸体的，不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装饰自己，卢安克的生活状态可以让他做到这一点。“人若无求品自高”，这个求是外物之求，没有了这个的牵绊，没什么理由能够让一个人嘴闭上。

那么，现在考验的就是我们这里是否还是一片能够让人表达其善良的土地了。卢安克，希望你留在中国。

全世界有60亿人口，看起来穷人的比例一点都不低。1万美元的年收入不高吧，如果你的年薪是1万美元，恭喜您，您已经属于世界上收入最高的13.3%人群中的一员。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您的收入名次排在第798928823位，虽然您的收入排名在世界上已排到了第7.9亿多一点位置上, 但全世界还有86.7%的人收入不如您。

当然收入是一回事,各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又是一回事,在有的国家有点钱就能活得挺好,但在有的国家有很多钱也活得挺累,甚至连房子也买不起。物价高、啥都贵，1万美元的年收入也只能算是穷人。

那年收入1000美元肯定是穷人无疑了，但也别小看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人，全世界有55.9%的人年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这年薪1000美元收入的人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2646598709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如果你的年薪是3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889428940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14.82%的位置,全世界有85.18%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5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8635717640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14.39%的位置,全世界有85.61%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8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824785999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13.74%的位置,全世界有86.26%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年薪2万美元在美国基本上算是低收入，比穷人好那么一点点，如果你的年薪是2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669642941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11.16%的位置,全世界有88.84%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3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429712644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7.16%的位置,全世界有92.84%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4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190434783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3.17%的位置,全世界有96.83%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6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55146441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0.91%的位置,全世界有99.09%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8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47380745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0.78%的位置,全世界有99.22%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10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39615049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0.66%的位置,全世界有99.34%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15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20200810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0.33%的位置,全世界有99.64%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年薪是200000美元，在全世界富有人群中能排在第786570位，能进入全世界最富有人群前0.01%的位置,全世界有99.99%的人收入排在你的后面。如果您的年收入到这个份上，您就可以自豪地称呼自己是穷人中的比尔-盖茨了。

算算看，您的年薪能在世界上排在第几位。但不论多少，这世界上肯定有人比你赚的多，也会有人比你赚的少。所以人们在看待金钱、看待财富上就不必那么死心眼，钱嘛，就是那么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