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万基夫,乌克兰
最近,我们营里的一个连队从乌东执行完作战任务回来。一个月前我遇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精神饱满,脸上带笑。现在,他们甚至彼此不再说话,也再也不脱防弹衣,而且根本不笑了。他们的眼睛空洞而黑暗,像干涸的水井。这些战士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战友,其中一个人说,他宁可死掉,因为现在活着比死了更可怕。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已经看够了死亡。
在2015年和16年,我在顿巴斯的前线作战将近一年,目睹了无数悲剧。但那些日子里损失的规模和现在完全不同,至少我所在的地方是这样。每个死亡都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并进行调查,我们知道大多数遇难士兵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也被公布在社交网络上。
现在是另一种战争,损失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我们已经没法知道所有死者的名字了,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死去。乌克兰人不断地哀悼失去的生命;在那些相对平静,没怎么受战火侵袭的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有一排排被钉起来的棺材。这些合上的棺材代表着这场残酷、血腥和似乎永无止境的战争的可怕现实。
我也有自己的哀悼。在战争中,我得知了各种朋友和熟人的死亡,这些人是我的同事,或者是我没见过面但在网上聊的很好的网友们。这些人并非都是职业军人,但许多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选择拿起武器。
我每天都会在Facebook上阅读讣告。每当我看到熟悉的名字时,这些本应该继续写报告,写书,在科研机构工作,救助动物,当老师,养孩子,烤面包和卖空调的人。他们去了前线,受了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PTSD,死去。
最近对我来说最大的打击之一是记者奥列克桑德·马霍夫的死亡。他是个有一些军事经验的无畏勇敢的人,我在网上认真地关注他。经常访问他的Facebook页面,看到他更新了就高兴——这表明他还活着。我关注着他的生活,仿佛它是暴风雨中的一盏明灯。但后来奥列克桑德牺牲了,一切都崩溃了。一个接一个,我得到了关于我认识的人死亡的消息。
奥列克桑德·马霍夫是乌克兰最著名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武汉和乌克兰南极站都工作过,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时间选择上战场,在5月4日的哈尔科夫伊久姆附近的战斗中阵亡,牺牲前一个月刚刚和女友求婚成功,梦想是生一个女儿并给她起名叫Yeva。
奥列克桑德·马霍夫的葬礼
我禁止自己相信我和我爱的人或喜欢的人能够活下来。在这种状态下活着是很难的,但接受自己死亡的可能性对每个士兵来说都是必要的。我早在2014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的手中还没有武器,我预感到有一天我将会拿起武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卢甘斯克地区波帕斯纳附近的前线度过的10个月里,我经常想到死亡。我可以感受到它安静的脚步和在我身边平静的呼吸。但有些东西告诉我,不行,这次不行。
现在,谁知道呢?目前,我在北部边境,切尔诺贝利禁区的一块地区进行巡逻和防守。虽然与白罗斯的独裁者的接近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这里比东部或南部更安全,我们部队的任务是防止3月份的事件重演,当时基辅地区的北部被占领,敌人用大炮轰击首都郊区。
作者本人,战前和战后
我已经准备好去前线。没有恐惧,也没有无声的恐怖,就像一开始那样,当我的妻子和儿子躲在我们基辅公寓的走廊里,试图在令人痛苦的防空警报和爆炸声中冷静下来,甚至睡着。当然,这也很令人悲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和我的妻子在一起,她和儿子还在基辅。我很想和他们一起生活,而不是死在前线的某个地方。但我已经接受了我阵亡的可能现实,而且这几乎是确定的。
跨过卢比孔河(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一个谚语,意思是已做好有去无回的打算,破釜沉舟)使我平静下来,使我更勇敢、更坚强、心理更平衡。对于那些主动地选择参战的人来说,也一定是这样。平民的死亡,特别是儿童的死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我并不是说平民的生命比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但是,要接受一个普通的乌克兰人的死亡是比较困难的,想想她正在过她的普通日子,突然被俄罗斯人杀死。要接受残酷的酷刑、乱葬岗、被肢解的儿童、埋在公寓楼院子里的尸体,以及对居民区、剧院、博物馆、幼儿园和医院的导弹轰炸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地下室里躲了一个月,在孩子眼前慢慢死去?如何接受一个6岁女孩被埋在房子的废墟下,最后死于脱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实?在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一些人被迫抓原本广场上的鸽子吃,冒着感染霍乱的风险喝水坑里的水?我想引用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话,即使战争不会像冰川一样不断到来,仍然会有普通的死亡。
但如何与死亡相遇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想相信,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21世纪的现代人,不会再死于中世纪的野蛮酷刑、流行病或集中营中的拘留。我们将为此而战:不仅是有权利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也有权利获得有尊严的死亡。让我们,乌克兰人,祝愿自己死得其所——比如说,当死亡到来时,我们被所爱的人簇拥,躺自己的床上。而不是死于俄罗斯的导弹在黎明时分击中我们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