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境界 – 直抒胸臆与曲意逢迎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个美国人是在一家新加坡公司。我们俩同时被这家公司录用,而且是在同一个部门。他很黑,乍一看以为是黑人,一开口却是美国口音的英语。他自称是印度裔美国人,却不带一点印度口音,有时候学新加坡人讲话,在每句话后面加上一个特意拖长的“La”,夸张又好笑。
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他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想什么说什么,对平级的同事,老板都是一个样,而且很有见解。我很快就对他怀有敬意,而且只对他。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暗自称他为山姆大哥。
相比之下,其他已经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同事说话就显得圆滑、老套得多。这里面包括新加坡华人、中国大陆人。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往往不敢说,要等别人先说,然后附和;或者是先察言观色,再随机应变;即便是自己说了也是拐弯抹角;平时私下里说一个调,开会时候说的是另一个调。要是老板有什么想法,他们附和起来倒是很快,尽管自己实际上有所保留。整个氛围,就好像一群人坐在闷热潮湿的地窖里。然而,每当山姆大哥充满自信地一开口,我就觉得春风拂面,尽管他黑黑的、也不英俊。
我所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坦坦荡荡、充满自信、独立思考、直抒胸臆,同一张面孔示人;另一种遮遮掩掩、不够自信、人云亦云、曲意逢迎,两张面孔示人。山姆大哥来自一个充满朝气,崇尚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新大陆。新加坡华人、大陆华人来自受儒家文化、中庸之道影响的群体,凡事要记得自己的位置,以和为贵,怕得罪人,不敢出头,崇拜权威和集体主义。当然,现实中有好些人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
就私人公司来说,雇佣两种员工是各有利弊的。第一种人组成的团队更有利于创新,能够发挥每个人的才能,老板可以吸收每个人的才智,做出最佳决定;第二种人组成的团队更有利于服从老板指挥,发挥效率,但如果老板错了,麻烦就大了。
就社会来说,第一种人更有自治能力,自然地与自由平等民主社会相辅相成;而第二种人则更需要有强者领导他们,容易产生专制,习惯于专制统治。
无论在职业上还是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有可能成功或者失败。无可否认,职业生活、社会生活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是极大的。很多人甚至将前两者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以至于认为是其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个极为成功的专业人士,在退休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突然失去了意义,其整个生命很快就凋谢了。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这类人其实对生活的理解本末倒置。他们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完全寄生在职业和社会生活上,一旦失去这种关联,便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价值。大多数人没有那么极端,但也将职业和社会生活置于个人生活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重视自己的头衔。尤其在中国,人们经常称某人为某总、某长、某老师(即便这人根本就不在学校工作);被称的人也很受用。这就是很看重一个人职业、社会地位的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直呼其名,这一方面体现人的平等,另一方面表现出人们更加看重一个人的内在个性、人格修养,而不是外在职位。所以西方人即便用头衔称呼一个人,一般也都是用学术头衔,如某博士、某教授。
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别,反映在人的行为表现上就是直抒胸臆与曲意逢迎。直抒胸臆者从一开始就做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喜好、是非观、价值观做人,选择自己的职业,接受命运的挑战。即便遇到挫折,也抱着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可能碰壁、失败,但是始终做自己。
曲意逢迎者看重的是自己的职业、社会价值。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价值,他们宁愿在不同程度上违背自己的意愿、是非观、价值观,以至良心。他们在这个不完全符合自己意愿或价值观的职位上越久,就越难以自拔。最终他们被职业、社会绑架了,始终夹着尾巴做人,没有机会做自己,甚至人格分裂,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他们职业上可能很成功,但是内心不幸福。所谓的成功,实际上是给外人看的,他们自己内心的矛盾、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对外是打肿脸充胖子。毕姥爷酒后失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平时人前人后装逼,酒后吐了一回真言,却毁了自己的“前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毕姥爷失了这份令其人格分裂的工作后,说不定就从此做回真正的自己,坦坦荡荡地做个真男人。
虽然直抒胸臆做自己不一定能保证自己在职业和社会上获得成功,但只有做自己才是真正为自己活了一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一种快意的幸福。反之,曲意逢迎者无论在职业和社会上获得怎样的成功,都是为迎合他人意志而活,不但活得辛苦,还白活了。一个人做的事,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甚至有违自己良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温饱之后,如果没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任何名利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去他个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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