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境界 – 直抒胸臆与曲意逢迎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个美国人是在一家新加坡公司。我们俩同时被这家公司录用，而且是在同一个部门。他很黑，乍一看以为是黑人，一开口却是美国口音的英语。他自称是印度裔美国人，却不带一点印度口音，有时候学新加坡人讲话，在每句话后面加上一个特意拖长的“La”，夸张又好笑。
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他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想什么说什么，对平级的同事，老板都是一个样，而且很有见解。我很快就对他怀有敬意，而且只对他。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暗自称他为山姆大哥。
相比之下，其他已经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同事说话就显得圆滑、老套得多。这里面包括新加坡华人、中国大陆人。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往往不敢说，要等别人先说，然后附和；或者是先察言观色，再随机应变；即便是自己说了也是拐弯抹角；平时私下里说一个调，开会时候说的是另一个调。要是老板有什么想法，他们附和起来倒是很快，尽管自己实际上有所保留。整个氛围，就好像一群人坐在闷热潮湿的地窖里。然而，每当山姆大哥充满自信地一开口，我就觉得春风拂面，尽管他黑黑的、也不英俊。
我所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坦坦荡荡、充满自信、独立思考、直抒胸臆，同一张面孔示人；另一种遮遮掩掩、不够自信、人云亦云、曲意逢迎，两张面孔示人。山姆大哥来自一个充满朝气，崇尚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新大陆。新加坡华人、大陆华人来自受儒家文化、中庸之道影响的群体，凡事要记得自己的位置，以和为贵，怕得罪人，不敢出头，崇拜权威和集体主义。当然，现实中有好些人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
就私人公司来说，雇佣两种员工是各有利弊的。第一种人组成的团队更有利于创新，能够发挥每个人的才能，老板可以吸收每个人的才智，做出最佳决定；第二种人组成的团队更有利于服从老板指挥，发挥效率，但如果老板错了，麻烦就大了。
就社会来说，第一种人更有自治能力，自然地与自由平等民主社会相辅相成；而第二种人则更需要有强者领导他们，容易产生专制，习惯于专制统治。
无论在职业上还是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有可能成功或者失败。无可否认，职业生活、社会生活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是极大的。很多人甚至将前两者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以至于认为是其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个极为成功的专业人士，在退休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突然失去了意义，其整个生命很快就凋谢了。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这类人其实对生活的理解本末倒置。他们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完全寄生在职业和社会生活上，一旦失去这种关联，便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价值。大多数人没有那么极端，但也将职业和社会生活置于个人生活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重视自己的头衔。尤其在中国，人们经常称某人为某总、某长、某老师（即便这人根本就不在学校工作）；被称的人也很受用。这就是很看重一个人职业、社会地位的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直呼其名，这一方面体现人的平等，另一方面表现出人们更加看重一个人的内在个性、人格修养，而不是外在职位。所以西方人即便用头衔称呼一个人，一般也都是用学术头衔，如某博士、某教授。
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别，反映在人的行为表现上就是直抒胸臆与曲意逢迎。直抒胸臆者从一开始就做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喜好、是非观、价值观做人，选择自己的职业，接受命运的挑战。即便遇到挫折，也抱着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可能碰壁、失败，但是始终做自己。
曲意逢迎者看重的是自己的职业、社会价值。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价值，他们宁愿在不同程度上违背自己的意愿、是非观、价值观，以至良心。他们在这个不完全符合自己意愿或价值观的职位上越久，就越难以自拔。最终他们被职业、社会绑架了，始终夹着尾巴做人，没有机会做自己，甚至人格分裂，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他们职业上可能很成功，但是内心不幸福。所谓的成功，实际上是给外人看的，他们自己内心的矛盾、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对外是打肿脸充胖子。毕姥爷酒后失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平时人前人后装逼，酒后吐了一回真言，却毁了自己的“前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毕姥爷失了这份令其人格分裂的工作后，说不定就从此做回真正的自己，坦坦荡荡地做个真男人。
虽然直抒胸臆做自己不一定能保证自己在职业和社会上获得成功，但只有做自己才是真正为自己活了一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一种快意的幸福。反之，曲意逢迎者无论在职业和社会上获得怎样的成功，都是为迎合他人意志而活，不但活得辛苦，还白活了。一个人做的事，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甚至有违自己良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温饱之后，如果没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任何名利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幸福。